权力的倒塌人设倒塌 1 1968年，“新浪潮”科幻运动的旗手之一、英国科幻大师布莱恩·奥尔迪斯那极负盛名同时又晦涩难懂的新作《论可能性A的汇报》面世之日，正是以后席卷欧洲的法国“五月风暴”轰轰烈烈兴起之时在这条极具革命性的颠覆权威话语体系的进军之路上，另外一个谁全部未曾预见的“可能性”出现了 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惊讶地发觉，原本充当社会良心并有义务向公众宣讲真理的她们，忽然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存在价值公众开始自行发觉真理，自己表示诉求，直面权威话语体系，而不再需要一个充当中介的教化者和代言人直到这时知识分子才悲伤地发觉，原来知识和权力本就是一体的，它们本就含有一个相互捆绑牢不可破的共生关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不论从建构还是传输的角度，知识一直全部依附于权力，这是福柯权力哲学的基础思想因此权力对于文化领域多种价值判定的深刻影响，自然也难以拒绝因此吴岩在《科幻文学论纲》开篇即试图提出权力分析的模板，极力强调权力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巨大影响，并列举出很多无可反驳的历史例证，在我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但却是无需刻意强调的因为这么做只能诠释历史，却极难解读现实当今真正影响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原因，并非来自传统意义的权力。
假如非要将这种影响置于权力的语境之下，那么权力只能来自民间 这是第一个需要商榷的地方，但暂且搁置，先谈作为该书中心的“作者簇”分析 2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分析方法颇具建设性的新意以前大多数科幻理论著述，不是以文化背景为基础进行概括性综述，就是以时间为序列的编年史考证，但这两种方法全部不具有文学批评的价值更为认真细致的研究，又大多先对题材划分类别，然后给合适的文化剖析这种数度简单反复的结果，无外乎拆解出很多的文化符号意义，并在客观上通知读者，某个你认为极为新奇的科幻构思，其实在历史上早被无数次动情书写 除此之外，就只能详析作者——因为极难去分析读者以往的分析，或以时代、国别及社会背景来分类，或以详细作者为研究对象，难免失之笼统或偏重个案而在《科幻文学论纲》中，作者选择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视角，将科幻作家群体划分为四个不一样的类群，并撷取各自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及关键作品给予详析，最终科幻文学被视为另类的深层原因这种全新的考察视角，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组织计划方案 但详细衡量这种划分，考察它的实际意义，仍感到有很多缺感实际上有些明确的划分，未必能够描述问题的本质就好比我们做以下定义：北京师范大学内的全部物体，可划分为：全部运动的生物，全部运动的非生物，全部静止的非生物。
这三项已涵盖了这一区域的全部物体，但它们并不足以描述这里是一所高等学府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一个正确无误的划分，未必就能正确真实地描述客体上述比方看似有近乎苛求的不妥之处，但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并不直接指向作者的四种作家簇划分方法 而详细到作者划分的作家簇中，“大男孩作家”和“女性作家”，和“底层／边缘作家”和“全球化落伍者作家”，似乎并不完全在一样一个讨论层面上，借用工程语言来描述：没有在同一水平面，含有一定高差 但不论怎样，这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因此以下就以这种划分为基础进行考察和讨论 3 感觉“女性作家”这一以性别来划分的作家簇并不纯粹，其中蕴涵有几个不一样的创作状态 考察作者所举的多个例子，能够显著看出这么一个特征，那就是科幻文学之于女性，完全是女权主义的一个宣泄和释放，这种创作恰恰是为了反抗男权话语而为之的 假如作者使用的是“女性主义作家簇”，我就不会多说什么了因为在词源上，我们所谓的“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应该是相同的而现在作者使用的是“女性作家”的概念，仅以第一性征来划分，就以为有商榷的必须 玛丽·雪莱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其母被冠以“最早的女权主义者”这么一个光环。
不论她在《弗兰肯斯坦》前半部分做了怎样柔情的描述，全部在后半部分里根本撕破了这温情脉脉的面纱可能作者曾试图在男性话语霸权中苟且偷生，但终究还是感受到一个强烈的压抑处理的措施只有两个——投降，或共同毁灭；胜利在她们看来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想，她们只能采取极端的方法来表明这种对抗态度不要说她们还有期望，正是因为“她们在男权世界的边缘，期望着跟这个世界讨价还价她们带着真挚的梦想，带着尽可能多的容忍向这个世界妥协，不过，她们的生活依然不尽人意”，因此作家才不得不经过梦想来填补这种不足；而且即便是在梦想中，本着一个现实主义态度，还是结构了一个共同毁灭而非皆大欢喜的结局这是玛丽的无力，也是女权主义的无奈这不是胜利，这是极度的悲伤；假如说毁灭就算胜利，那我们还不如为制造“9·11”恐怖攻击的垃圾们叫好呢因此，就算玛丽继续了其母的女权主义血脉，仍是一个根本的失败者这种失败，让她在作品中走向文明和理性的反面科幻不一定是张扬理性的，反而可能是张扬感性的——这话用在这里倒是恰如其分 厄休拉·勒古恩是另一个经典的例子不论她的小说以怎样的方法叙述，只要结构出一个“雌雄同体”的无性社会，就等于为自己打上了女性乌托邦的标签。
这是一个隐性的投降，以调和的姿态试图和男性携手共建文明——不过，男性对此根本不屑一顾! “女性主义批评家菲廷将这期间的一系列改变总结为：早期的女性主义强调女人跟男人平等，接下来，强调女人胜于男人，而发展到勒古恩所在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部这些前期激进主义的态度也消失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改变?恰恰是因为女性作家对此实在无力改变，所以不得不转而寻求一个无性社会，以此逃避聊以慰藉 这不是“一个文学的理想境界”，而是一个女性的无奈渴望后当代主义祖师詹姆逊的评价，无外乎是告诉大家，勒古恩所结构的显然是一个当代乌托邦在工业化社会中，个人受到摧残的表现就是欲望得不到满足，个人内心的欲望永远是被压抑，受到摧残，但同时，正因为有这种社会对人的摧残，便普遍地存在着乌托邦式的冲动，乌托邦式的对整个世界的幻想性改变而只有面对复杂经济社会无力改变的大家，才会退缩逃避进这么一个简单化的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