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域/网络设备公司治理分析网络设备公司治理分析xx集团有限公司目录一、 产业环境分析 3二、 网络安全行业发展趋势 3三、 必要性分析 5四、 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 6五、 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 11六、 关系契约的普遍存在 14七、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 21八、 董事会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的关系 27九、 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对战略决策的影明 29十、 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 35十一、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 38十二、 项目基本情况 42十三、 发展规划 44十四、 项目风险分析 48项目风险对策 50（一）政策风险对策 50目前，国内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但还需要把握机会，抓住国家目前鼓励符合产业政策项目建设的机会，让项目尽快进入实施阶段 50一、 产业环境分析到“十三五”末，力争实现经济增长、发展质量效益、生态环境在省市争先进位；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增加1.5倍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增加1.5倍以上；是到2020年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 网络安全行业发展趋势（一）整网体系化安全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信息技术及其应用范围的不断发展，信息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对信息安全威胁的检测和防护已很难由单个安全设备来完成。
因此，由单个安全设备独立进行防护、安全设备独立于网络之外单独建设等传统模式已无法满足新的安全防护需求，将交换机、无线产品等网络设备与安全设备整合协同进行安全防护的整网体系化安全成为网络安全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网络+安全的融合使网络设备发挥安全价值、网络设备协同发现并防护安全已成为最新的安全建设模式等保2．0中进一步明确要求由安全管理中心对整网安全进行统一管理和运维因此，整网体系化安全成为网络安全发展的重要方向目前，安全设备已成为网络建设的基础组件之一，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选择整网体系化安全建设方案，而非单独由安全设备组成的传统网络安全建设方案对于不同厂商的网络设备和网络安全产品，如将其进行整合以提供各自独立部署无法提供的附加价值并实现1+1>2的效应，需进行额外的针对性适配开发，加大建设成本；而对于同时具备网络设备和网络安全产品的综合类厂商，其整网整合方案无需进行定制开发，具有天然成本优势因此，整网体系化安全的发展将使得网络+安全综合类厂商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并有望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二）网络安全架构向零信任发展以适应持续演进的动态安全需求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接入方式和接入终端逐渐多样化，用户业务和网络安全威胁也不断变化，企业急需构建一个以数据和身份为中心、与当前数字化发展趋势更加相适应的安全防护机制。
在此背景下，业界开始提出零信任安全概念，提倡通过基于身份和应用的细粒度授权、持续动态威胁分析和管控来提升整体业务安全性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微服务、移动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传统基于网络边界的防护模型在新的网络态势中不再适用，基于零信任模式的需求将逐步增加根据Gartner预测，到2022年，80%提供给互联网生态伙伴的应用将使用零信任，2023年将有60%的VPN被零信任取代，同时40%的企业将在远程接入以外的场景使用零信任目前，国内企业逐步加大对零信任框架的研究和布局，并开展系列探索和实践三）等保2．0扩大安全建设覆盖要求，推进各行业安全建设发展等保制度是我国网络安全的基石，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根本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并要求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因此，等保2．0已经上升为法律要求随着等保2．0的发布，安全防护范围已从原有的信息系统扩展到整个网络空间等保2．0强调两个全覆盖，一个是对安全保护对象的全覆盖，即除传统的网络和信息系统外，增加云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工业控制、大数据等各类技术应用；另一个是对各地区、各单位的全覆盖。
此外，等保2．0标准还强调将网络安全防护思维从被动防御的安全体系转变为全方位主动防御，并全面整体地考虑到事前、事中、事后的防护，做到事前能够预警异常事件，事中可以及时阻断攻击和违规行为，并且在各个环节做到全方位、多层次审计，以便出现问题后可快速溯源三、 必要性分析1、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项目的投资，引入资金的到位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未来成为国际领先的产业服务商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支持，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四、 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Lacetera（2001）、Aghionet等（2013）认为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现为：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本质上即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这些权利的分配决定了企业决策者对资源分配的控制权，以及这些资源决策者在创新过程中的投资动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能够减少代理成本，约束管理者行为，从而影响企业创新但是，当股权过于集中时，大股东的独断专行以及可能的“隧道行为”将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的研究，主要围绕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类型尤其是外部投资者两个方面。
从资源依赖角度，将外部投资者看作拥有丰富资源的利益相关者，从而对公司战略施加重大影响；长期战略投资者往往倾向于促进公司创新技术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明显特征，需要长期性地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资源来支撑与成熟企业不同，新创企业的天生劣势和外部环境的约束使其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承担很大的风险新创企业纯粹依靠自身的知识和技术积累进行技术研发的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当前动荡的环境，因此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内部和外部的有利资源以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风险投资为新创企业带来财务资源的同时，也为其带了各种不同的非财务资源，如渠道、知识、信息、经验等独立风险投资更多地提供资金上的支持，虽然某种程度上有效地缓解了新创企业的融资困境，对其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新创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需要财务上的支持，技术、知识、经验等非财务资源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近年来新创企业开始意识到公司风险投资的重要性因为风险投资不仅提供资金上的支持，更能为技术基础薄弱的新创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所需的非财务资源支持，如专业知识、技术开发经验、用于产品开发的物理设施等，从而更有助于促进其技术创新，提升整体竞争优势以往关于风险投资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风险投资的目标导向性及专业背景特征对被投资企业绩效的影响。
却忽视了不同类型风险投资对被投资企业不同决策影响的差异性事实上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拥有的互补性资产存在较大差异，投资企业的目的也差异显著，所以可能会对新创企业的决策及长短期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现有关于公司风险投资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投资企业角度，即大公司视角，分析大公司参与公司风险投资活动对其自身创新绩效以及大公司参与公司风险投资的投资动机等，而忽略了从被投资企业视角的研究在研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因素时，学者们大多从企业的内部视角出发，如组织学习、公司治理先天能力等，忽视了从企业的外部视角进行相应的理论研究风险投资者在为企业带来资源的同时也在企业内部拥有一定的决策话语权，进而影响企业决策，特别是高风险性的创新决策创新是关乎企业存亡和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纯粹依赖内部创新已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自主创新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很少有企业可以维持持续且高强度的创新能力在天生资源约束的情形下，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把目光聚焦于外部创新的源泉，如引入公司风险投资与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建立新商业关系或加强现有关系而进行的权益投资，如技术交换协定、客户/供应关系等，其目的在于寻找与母公司战略技术相匹配或降低成本的投资机会，或寻求自身与初创企业之间的协同性。
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限制因素的存在，大公司参与风险投资常常是为了促进技术更新、提高市场地位、寻找潜在的收购机会和实现与公司核心业务的战略协同对大公司来说，开展公司风险投资活动可以重新注入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意识，而且通过向新创企业分配研究项目，可以提高自身的研发效率，增加大公司的无形资产价值，提高核心竞争力对于被投资企业而言，公司风险投资相较于一般的风险投资具有显著优势，不仅能使新创企业获得资金支持，而且大公司能够促进必要的知识向新创企业转移，从而使新创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技术创新已然成为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技术创新决策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创企业但是与成熟企业相比，新创企业规模小、资金匮乏、技术基础薄弱以及知识和社会关系积累少，具有天生资源禀赋劣势资源短缺成为新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障碍，其必须在匹配内部、外部能力的基础上，通过资源利用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技术创新通过外部融资获取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源，成为新创企业维持持续创新能力的主要选择公司风险投资相较于独立风险投资，寿命不受限制，对失败容忍度高，具有较长的投资视野，能够为新创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投资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为新创企业提供互补性资源，如研发实验室、生产设备、技术支持、与行业内的技术专家进行经常性的互动等，这些对新创企业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因为技术创新需要高昂的成本和知识、经验等互补性资产的积累，然而新创企业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制约，无法在短时间内低成本地拥有这些互补性资产，但是成功地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是以有效而及时的方式获得这些互补性资产大公司拥有许多这些互补性资产，从而帮助新创企业开发和测试有前途的新技术相对于独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在拥有新创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互补性资产上具备天然优势，而在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与独立风险投资之间是可替代的所以相对于独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能更好地满足新创企业的资金和互补性资产需求，进而提升新创企业的创新绩效环境的不确定性本质上增加了企业决策的风险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技术创新成为一项高度复杂的活动，可能需要跨越多个领域，组合各种资源而处于不确定环境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创新以维持甚至提升市场地位，但是企业无法拥有持续创新所需的全部知识、技术和资源等要素，所以必须从外界寻求帮助拥有公司风险投资的新创企业由于与大公司之间存在股权关联，大公司出于战略意图，有能力而且愿意帮助新创企业新创企业可以及时且低成本地利用大公司拥有或控制的关键性互补资产，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产生的不利影响五、 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世界里，公司治理研究的初始目的就是如何激励和约束管理者的行为，使其能够按照委托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决策。
但是管理者的短期主义行为或短视，或者管理者可能存在的其他的道德风险，可能促使事情向反方向发展作为拥有最后剩余索取权的股东，为了激励管理者制定高质量的决策，作为全体股东代表的董事会通常将管理者的报酬和企业的业绩联系在一起公司的技术创新和不同期限的业绩表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技术创新可能更有利于长期绩效提升，而不利于短期业绩表现许多公司的业绩低迷和高层管理者的高报酬之间的强烈对比引起了人们对高层管理者激励机制的思考公司对高层管理者的激励方式多种多样，但可大致分为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两大类显性激励主要包括现金激励和股权激励，一些特殊类型的企业还有政治激励；而隐性激励主要是对管理者的声誉激励不同类型激励对企业不同类型决策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Jensen&Meckling指出，管理者股权激励有利于其制定与委托人利益一致的决策，促使代理人更关注公司的长期利益，尤其是技术创新投资，一系列实证研究证实，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合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考虑到利益趋同效应与堑壤效应，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不一定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控制权激励加大到一定限度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趋向于递减所以，不能按照直接相关的简单逻辑来考察高管激励和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
基于权变理论，在考察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时，有必要将动态的情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相关研究显示，行业的研发密集度显著约束了高管激励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契约理论的视角，高管激励是通过订立契约来完成的不管是显性激励的完全契约，还是隐性激励的关系契约，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多种不同激励契约协同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长期重复博奔可以帮助管理者获得更大的长期利益，而长期合作是以双方不断修正的行为认知为基础的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高管激励方案必须能够容忍短期失败，所以，长期激励契约的产生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长期合作，才有可能让合作双方逐渐建立自己的良好声誉，只有拥有良好声誉才可能激发或维持长期合作企业高管是否愿意进行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投资，还取决于其声誉激励的多少，因为管理者出于职业生涯或企业话语权的考虑，会非常看重自己的声誉另一方面，布伦特认为，声誉本质上是某一社会群体内其他成员主观信念的集合，也就是指别人对你如何评价管理者关注个人声誉主要是关注企业其他相关者对其能力的现实评价和预期有能力的管理者通过特定的行为方式（如选择高水平的努力）以提升或保持自己的声誉，这样可以将自己区别于低能力的管理者。
通过多期互动才可能让群体内的其他人了解并信任自己，所以，本质上讲管理者声誉是建立在重复博奔的基础上的，是动态的声誉会因重复博奔中不同的行为选择而有波动，所以管理者建立声誉需要时间，需要不断长期努力才能维持或提升声誉霍姆斯特姆证实了声誉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能够使经营者努力工作管理者声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基于More—land等人于1982年提出的组织社会化的一般模型，组织任期是影响成员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在任职初期个体为了证明自己被选任的合理性，一般都积极地进行探索性的试错为导向的学习行为其间，管理者可能表现出对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随着组织任职时间的增长，在组织社会化过程的后期，个体的组织承诺逐渐下降组织成员对曾经获得高回报的行为变得保守，失去了大量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所以，管理者声誉对技术创新上的影响可能随着管理者任期的变化而变化任职后期的管理者可能存有不做不错、多做多错的保守或懒政心理，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下降以委托代理理论和权力理论为基础，相关研究无法比较和解释在不同组织或国家情境下的多样化公司治理安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动态权变观考察了不同情境下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但更多关注股权结构、公司业绩和行业特征等因素。
而在外部经理人市场及决策团队互动等社会资本治理机制方面鲜有研究，系统整合观研究大多关注现金薪酬、股权等显性激励手段的配置问题，忽略了权力激励、声誉激励等隐性激励举措的作用如何合理配置晋升激励与薪酬激励、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才能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实践，是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的关键六、 关系契约的普遍存在公司治理机制涉及的范畴非常广泛，所有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相关的领域都可能成为影响公司决策的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是大家最熟悉的，如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独立董事等；外部治理机制包括与客户相关的产品市场，与债权人相关的金融市场，与管理者相关的经理人市场，或者是影响企业宏观环境的政府或税收部门等考虑到公司决策主要是由董事会和管理者制定，由管理者负责管理并实施的，所以本书主要考察直接影响决策者（主要是管理者）的相关治理机制对决策质量的影响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的外部因素很多，所以与管理者相关的治理机制也很多，目前研究最广泛的就是董事会对公司高层管理者的任免、激励或惩罚机制高层管理者由董事会任免和激励的制度安排，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式契约关系考虑到委托代理问题，这一类契约又是不完全的如何解读董事会与高层管理者间契约的特点，将对公司治理的机制选择和制度安排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法学家麦克尼尔最早提出了“关系契约”的概念他在《新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契约必然具有关于未来合意的性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契约规划将来交换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们对未来的认识通常会促使其为未来进行活动，制订计划麦克尼尔强调，契约的社会关系实质，不再孤立地就要约、承诺、合意来认识契约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交易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还涉及许多其他社会因素，如信赖、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契约规范他认为，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经作出了一项允诺”古典契约理论忽视了契约交易背后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认为契约的基本根源和基础是社会，没有社会的存在，契约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麦克尼尔将契约分为三类：典型契约“新”典型契约和关系契约具体来说，三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典型契约是可以由法庭强制执行的正式契约，“新”典型契约是可以由仲裁解释和更新的契约，而关系契约是可以由契约各方解释和更新的契约一般而言，市场依赖于可由法庭强制执行的典型契约，但是，典型契约几，乎都是不完备的，它们往往不会详细说明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事件以及一旦特定的偶然事件发生应如何调整。
而关系契约允许契约各方利用对各自境况的具体知识调整契约，来适应特定的偶然事件Milgrom&Roberts（1992）对关系契约给出的描述是：“关系契约，它只特别关注在一个有关决策制定的关系和特殊机制中的总体目标Furubotn&Richter（1998）认为，关系契约不考虑契约未来的所有细节，而是关注契约各方的长期关系规划Baker，Gibbons&Murphy（2002）认为，关系契约是一个非正式协议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但对参与方的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可以看出，关系契约和典型契约的主要区别是可观测性和可证实性拥有完全信息的典型契约因为具有可观测性和可证实性，所以能够被强制执行；但当契约不能被观测或证实时，该契约就不可能被第三方强制执行，也就是关系型契约麦克尼尔的关系契约理论实际上是将各种社会人际关系作为契约研究的切入点，突出契约中当事人及协议内容的内在社会关系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契约理论认为，企业实际上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这一系列契约规范着企业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行为选择。
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如何设计合理的机制保证或促进各种契约的正常运行，最终实现企业总体价值的最大化在企业所有的契约中，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最为重要，尤其是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关系的正常运行在公司治理的研究中，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之间关系更多地被认为是个人层面的正式的关系，而不是社会嵌入的，两者关系的低社会性对保持董事会的独立性是非常重要的麦克尼尔的关系契约理论强调任何契约都嵌入在社会关系当中，没有社会交往为基础，不可能有契约的存在，对契约的分析不能离开社会环境对契约当事人的影响因此，市场中的企业往往会利用关系契约（如不受法庭审查的非正式协议）来解决典型契约中存在的难题，这也是很多时候企业的表现可能优于市场的主要原因根据麦克尼尔对契约的分类，企业的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契约更多地表现为关系契约特征，即契约各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以不受法庭审查的非正式协议来规范的，双方可以根据具体环境来适应偶然事件那么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激励等内部治理机制就远远不能解决管理者和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遇到的偶然事件，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解决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由于各自环境的复杂性带来的矛盾和冲突本书认为，要解决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关系契约所带来的治理难题，必须拓宽维护关系运行，提高战略决策质量的思路。
单一的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属于“新”典型契约范畴，将董事会和管理者的关系看成是个人层面和正式的关系在关系契约普遍存在的环境下，引入影响关系契约维系和运行的社会资本因素，如声誉、信任和共同愿景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设计合理的机制，以保证或促进企业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契约的正常运行强化相关社会资本因素对管理者在战略决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的引导，将会促使管理者提高战略决策质量，最终实现企业财富创造的最大化经济学中标准的声誉机制是由Kreps等人（1982）创建的Kreps等人在有关序贯均衡的著作中将经济主体的声誉描述为：声誉是一种认知，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一方参与人对于另一方参与人是某种类型（偏好或者可行性行为）的概率的一种认知，且这种认知不断地被更新以包含两者间的重复博奔所传递的信息声誉交易理论认为声誉是长期生存的无形资本，Kreps（1990）研究了“声誉怎样才能够成为一种可交易的资产”声誉是一种与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相类似的资产，声誉是逐步建立和逐渐消失的，也需要投资和维持声誉信息理论认为，声誉是反映行为人历史记录与特征（效用函数）的信息声誉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的浓缩的历史。
声誉信息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换和传播，形成声誉信息流、声誉信息系统以及声誉信息网络，成为信息的显示机制，有效限制了信息扭曲好的名声是人们对某人昔日光荣的记忆，恶名则是人们对某人过去劣迹的一直追踪声誉简化了“过去”，成为过去与信任之间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声誉仍然是“过去信任”的心理机制声誉在社会交互活动中发挥着两个不同的角色作用第一是信息传递作用，它使具有正面声誉的个体或组织获得信息接收者更多的信任如前面所定义的，信任是对交易者的良好期望，人们不可能有完全的有关信息，只能依靠可获得的信息，如声誉声誉的第二个作用是制裁，负面的声誉将成为一种制裁机制，惩罚不诚实行为，这也能促使所有人讲信用信任的含义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的研究显示，信任具有多层次性和多面性因此，有关信任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梅耶、戴维斯和斯库尔曼对信任的定义是：“基于期待对方会采取对己方来说是重要的行动，一方甘愿处于受到对方行为伤害的地位，而不管是否有能力监督和控制对方这里的信任强调对合作者或交易对手的行为的可预期性而卢曼指出：“信任属于一种系统简化机制，通过信任可以降低环境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强调信任对交易系统的作用。
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其社团的角色Wiliamson将信任分为三种：计算的信任、制度的信任、个人的信任经济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是计算的信任计算的信任，是指当一个行动者预期在受另一行动者的损害时，其收益为正的保证制度的信任，是指行动者相信合作者因为制度环境的惩罚而守信，法律系统或非正式社会规范都会约束行动者的行为个人的信任，是指在一种条件下，行动者即使明确认识到契约的不完全性和认知的理性有限，依然相信契约会被执行Cummings&Bromiley（1996）对信任进行了定义信任是存在于一个群体中的个人的信仰或普遍的信仰，他们相信其他个人或群体将按如下方式行动：①尽力完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诺；②在任何谈判中的承诺都是诚实的；③即使存在机会，也不会获取超额收益在经济活动中，信任在决策中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该定义强调信任是相互的，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人们会依据合作者间是否存在信任关系而做出相应的决定，信任是影响人们行动选择的重要因素彼得•圣吉在他的《第五项修炼》中专门论述了共同愿景的内涵和作用彼得圣吉认为，共同愿景是“我们想要创造什么？如个人愿景是人们心中或脑海中所持有的想象和景象，共同愿景也是组织中成员共同持有的景象或远景，使各种不同的活动融合起来”。
共同愿景是一个使组织中所有成员都真心追求的愿景，不是公司中某个人的个人愿景强加于组织之上存在于组织成员个人心中的相同的，但没有被对方分享的愿景不是组织的共同愿景当人们拥有共有愿景时，这个共同的愿景能够将他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共同愿景是人们心中一股令人深受感召的力量，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中在追求实现共同愿景的过程中，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勇气，去做任何为实现共同愿景而必须做的事因此，想要建立共同愿景，必须持续不断地鼓励成员发展自己的个人愿景，建立并实现共同愿景也有利于培养组织和个人的长期承诺从与管理者相关的视角看，在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研究中，仅考虑董事会对管理者的监督和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拓宽中国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思路，从多角度促进企业战略决策质量的提高七、 战略决策研究的发展21世纪商业世界中竞争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企业都希望在激烈拼杀的红色海洋中退出，去寻找蓝色的海洋但无论企业寻找蓝色海洋的目标或愿望能否实现，为了生存和发展，任何企业都必须不断地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战略决策大到全球知名的企业IBM，小到任何一个家庭作坊式企业，都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制定对企业未来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虽然每个企业战略决策的规模可能不同，但每个战略决策对该企业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每个企业都非常关注战略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质量，因为战略决策质量和决策的实施直接影响企业的业绩企业战略决策的相关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对战略决策质量和战略决策的实施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中的影响因素，以求提高企业的战略决策的质量尤其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世界里，代理人成了企业的主要决策者，此时如何保护企业股东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成为战略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Dooley&Fryxell（1999）对战略决策的描述中提到，“对一个组织而言，一个战略决策将产生非常重要的结果，并给组织带来相应的资源要求，组织的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战略决策制定的质量和决策的实施”其中，战略决策质量是指一个决策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定小组对执行决策的承诺决策承诺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所以决策承诺是影响一个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决策者对已经制定的决策的承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何提高决策者承诺是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战略选择分析方法中，一般假设管理者制定决策的目标是最大化，公司的财务业绩但是战略管理领域对公司业绩和战略决策质量关系的研究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因为公司的总体业绩表现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战略决策的作用很有可能被其他因素掩盖或消除。
所以在关注战略决策为企业带来财务业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战略决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决策制定的分析框架涉及多个领域，可以从数量分析方法延伸到行为学管理者是公司主要的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的人或群体，管理者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及决策环境对其的影响是分析决策制定行为的重要因素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所有者和管理者的目标可能是不一致的，管理者可能为了自己的目标制定有损于股东的利益的决策也就是说，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委托代理问题不可回避特别情况下，企业的股东就是管理者，可以忽略两者间的代理问题对决策制定的影响但是，Simon（1976）在批判理性人假设时指出，人获取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意味着在制定决策时，决策者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决策者通常只能在几个可替代选择中进行比较之后制定决策在现实世界中的决策环境里，管理者对信息的有限计算能力和对环境的有限认知能力，必然意味着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随着将人看作信息加工系统观点的出现，比如Simon认为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是人类有限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造成的在分析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时，有限理性假设使得决策环境因素显得非常重要学者们认识到必须把决策置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决策理论中原来对理性假设的研究模式发生了改变。
人在与环境的积极相互作用中，其主观能动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不再是被动的环境接受者战略管理对决策目标的评价在不断调整最初关注决策制定对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后来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提出，开始考虑组织中代理问题对决策者行为选择的影响有限理性假设提出之后，战略决策领域越来越多关注决策者在有限理性情况下的决策行为和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机制问题公司内部进行的决策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称为“战略决策”战略决策和非战略决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界限，但有一些特点可以对两者进行区分Mintzberg,Raisinghani&Theoret（1976）将“决策”定义为：“是一个对行动的特别承诺（通常是对资源的承诺）”，战略决策是“与'重要性'联系在一起的，即执行行动、资源承诺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决策过程是“一系列行动和动态因素的集合，过程从行为的激发开始，到对行为的特别承诺结束”Chan—dler（1962）认为“战略决策关系到企业的长期生存问题，事务性决策更多的是处理日常事务，使企业的日常运转更有效率”Nutt（1998）将战略决策定义为“对一个组织而言将产生重要后果和资源需要的一个选择”本书采用Nutt对战略决策的定义，它反映了战略决策的本质，但同时也吸收了Mintzberg等人的观点。
在考察战略决策时，“承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战略决策必然涉及企业的资源重新配置和新的资源需求战略决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任何一项战略决策都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组织内各利益团体之间可能的冲突什么是战略决策质量？字面含义看起来非常简单，却很难给出精确的定义Korsgaard（1995）对决策质量的描述是：“决策质量”是指一个决策对达成组织目标的贡献，能否积极实施决策又依赖于决策制定小组对执行决策的承诺基于Korsgaard对决策质量的描述，战略决策质量应该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对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贡献，理论上战略决策质量可以用其带来的直接结果来简单衡量但在战略决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有多种因素影响战略决策的结果，所以必须有不同的维度来衡量战略决策质量心理学主要用决策制定过程的相关因素来衡量战略决策质量，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①信息处理因素，主要考虑决策方法的选择、信息的共享和决策成员之间的沟通等问题；②态度因素，主要考虑成员对决策感知的难度、成员对决策的信心和成员对决策过程的满意度；③社会交互作用因素，主要考虑成员对决策的影响、决策成员对群体过程的评价和决策的效率等因素。
本书采用Korsgaard对战略决策质量的定义，并借鉴心理学对战略决策质量的分析，从决策过程的角度来评价和度量战略决策质量什么是决策承诺？承诺在心理学上是“一种个人对与其有联系的组织的态度或定位”，交易理论认为“承诺”是与某种行为相联系的一种语言形式休谟对“承诺”的经典论述是，“为了区别两种计较利害的和不计较利害的交往，人们就给前者发明了某种语言形式，借以束缚自己去实践某种行为”这种语言形式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承诺，在作出承诺时，除了“说出”或者“书面写出”这种行为之外，所承诺的行为都是将来时的行为在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决策承诺”即指决策小组成员接受并同意战略决策的实施成功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提出，总体的决策成功取决于决策的制定质量和决策者对决策的执行，由于决策制定的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影响战略决策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决策的信息、决策者的兴趣及决策的被接受程度等所以，决策者对决策的承诺水平是影响战略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八、 董事会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的关系Klein&Alchian（1978）提出，契约在资产专用性投资的交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契约规定了交易过程中可以接受和实施的行动，同时明确了契约各方的收益和惩罚规则，通过对契约各方行动的限制，减少了各方的寻租能力。
通过契约对交易进行治理的机制通常是一种正式的治理机制，这种契约可以被法庭强制执行，简单交易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治理但当资产专用性增加带来更大的交易风险时，就需要更复杂的契约来治理，而契约的内容可能很难被法庭证实并强制执行社会资本机制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考虑交易双方契约关系都是关系契约的情况下，社会资本机制也就涉及所有和社会关系相关的范畴社会资本机制主要包括信任机制、关系纽带产生的环境机制和声誉机制等方面的内容相对于董事会机制而言，社会资本机制是非常宽泛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交易风险越高，对董事会机制的需求越大但契约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很难完全通过典型契约进行控制和监督，所以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在交易风险增加时，对社会资本机制的需求越高Thomas&Mellewigt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讨论的社会资本机制和董事会机制的关系，认为如果将资产划分为物资资产和知识资产，那么对不同类型资产交易的治理机制的选择是不同的当物质资产和知识资产的专用性很低时，董事会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的需求都很低；当物质资产的专用性高，而知识资产的专用性低时，对董事会机制的需求更高；当物资资产的专用性低，而知识资产的专用性高时，社会资本机制的需求更高；当物资资产和知识资产的专用性都很高，同时需要董事会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
在考虑企业的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交易时，股东的资本投资带来的是专用性强的物质资本，而管理者投入的是专用性很强的知识资本，所以对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关系的治理应该同时使用董事会机制和社会资本机制这个一般的理论模型是在关系契约的视角下构架的，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本书除了将信任、声誉和共同愿景等社会资本因素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作用构建成一个社会资本机制模型以外，关键是将以董事会为核心的董事会机制纳入社会交往的作用范围之中目前的研究认为，董事会的独立性是保障其行使监督职能的重要条件，过多的社会交往因为破坏董事会的独立性而影响其职能的发挥，将董事会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个人的、正式的关系九、 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对战略决策的影明较早的文献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因素在交易关系中通常发挥自我约束机制的作用，社会资本的一些方面，比如信赖、组织的名誉和分享组织愿景等，都可以发挥治理机制的作用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主要包含社会交往社会交往主要指企业股东之间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主要是指企业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信任问题近期的研究表明，信任实际上也是存在多维度的，比如信任可以被分为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三维结构社会资本的认识维度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愿景分享的问题。
一个共同愿景是否嵌入企业目标当中，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共同愿景可以包含多个方面，如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公司预期的增长率和财务业绩表现，等等总之，一个共同愿景就是公司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进行的综合描述，明确的愿景可以帮助股东理解公司的发展目标，并指导股东在公司运作中发挥适当的作用1、共同愿景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在一个复杂且业绩不理想的企业中，共同愿景的存在对企业的决策制定有积极的影响，因为共享的愿景可以促进股东之间的信息共享，并且有助于在战略决策过程中所需要的高质量和专业化信息的产生战略决策的过程非常复杂，通常需要处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如果所有的分析在一个愿景的指导下，决策者的机会主义倾向可以得到控制，企业内部可以提高对信息的共享在战略决策中通过信息共享丰富决策需要的信息，进而提高战略决策质量另外，企业成员之间的愿景共享和信息共享有助于成员之间任务的分配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同样可以促进股东在决策过程中信息交换的质量专业化程度越高，企业监督和学习的能力越强，就越能促进企业战略决策的质量，共享愿景为企业提供了一个信息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的框架和规范，对企业愿景和战略决策质量的关系研究，早期文献的研究结果呈现正相关关系。
社会资本机制模型关注的是股东和管理者对企业战略决定质量的影响，所以股东和管理者对企业战略决策的认识和看法对战略决策质量非常重要，因为股东和管理者的共同愿景影响他们对决策的承诺进而影响决策的质量在战略制定过程中，由于决策小组成员信息的不对称和目标的不一致，获得对决策的一致承诺是非常困难的共同愿景与组织成员的合作密切相关，因为成功的战略实施需要决策制定小组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而合作水平又受到小组成员对战略决策实施预期结果的承诺决策承诺意味着决策小组成员对决策的认可，并在决策执行中与其他小组成员合作并成功实施战略共同愿景可以增强一个组织的凝聚力，组织成员在共同愿景的引导下能够加强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协调的能力和意愿根据Leana&VanBuren（1999）的观点，共同愿景可能促使组织成员成为一个理性的、好的代理人，他将对为实现组织目标的行为作出承诺，而不仅仅考虑他个人的目标Korsgaard（1995）指出，决策过程中的讨论和协商可以增加管理者对决策过程的公平感，从而可以提高管理者对已经选择的战略的承诺程度共同愿景可以促进公司股东的个人目标和公司整体目标的协调，对战略决策的认同可以促进股东对实现企业目标的承诺，共同愿景同样可以促进股东之间的合作行为。
基于此，我们认为共同愿景的建立有利于企业战略决策质量的提升2、信任对战略决策的影响目前的研究结论已经证实信任对决策有积极的作用如果相互间的信任能够被建立而且维护，那么决策小组成员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对获得高质量的决策非常有意义高度信任也可能促进决策小组成员之间的认知冲突，减少情感上的冲突，进而改善企业战略决策的质量Leifer&Mills（1996）认为，高质量的决策需要大量的信息，信息的质量和数量需求和问题的复杂性相关，如果一个战略决策非常复杂，那么就需要大量的信息从信息获取和传递的角度看，信任程度和管理者解决问题的效率是密切相关的Zaheer（1998）提出，高度信任能增加决策小组成员的合作，使得决策小组成员对交换信息充满信心，为整个决策带来丰富、及时和正确的信息低水平的信任会减少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分享，因为信任的缺乏将导致决策小组内部出现政治团体，从而阻碍信息的流通低水平的信任下，连贯的决策团体可能为了决策的延续性而寻求团队成员的支持，减少了他们寻求新的解决方法的努力，这将降低战略决策的质量信任往往发生在长期交易关系当中，信任与合作是密切相关的，许多研究都认为彼此之间的信任可以促进个体或群体间的合作。
Dooley&Fryxell（1999）认为，高质量的决策是在决策小组成员认知冲突中产生的，认知冲突需要决策者的大量多元化的信息，在信任缺乏而阻碍信息沟通的情况下，决策承诺是难以获得的但是，高度的信任可以在小组成员之间建立诚实、公开的讨论环境，这将有助于决策小组成员更多讨论与决策制定有关的问题，减少彼此之间的争辩，因为信任可以促进对决策有益的认知冲突，减少对决策有害的情感冲突Amason（1996）在一项经验研究中也发现，信任和认知冲突是正相关关系，和情感冲突是负相关关系所以，信任应该通过促进认知冲突，减少情感冲突而影响决策承诺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成员间的信任水平有利于决策者决策承诺水平的提升3、声誉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决定和控制一个组织的战略方向和业绩表现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董事会对管理者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主要是将管理者的报酬和企业的业绩联系在一起，但美国大公司的丑闻、许多公司的业绩低迷和高层管理者的高报酬之间的强烈对比，引起了人们对高层管理者激励机制的思考”Kreps等人在有关序贯均衡的著作中将经济主体的声誉描述为一种“认知”，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一方参与人对于另一方参与人是某种类型（偏好或者可行性行为）的概率的一种认知，且这种认知不断地被更新，以包含两者间的重复博奔所传递的信息。
经济学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声誉的价值，认为经营者追求良好的声誉是为了获取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是长期动态重复博奔的结果因为市场信息不完全，声誉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声誉以信任为前提，而信任需要通过多次的交往才能发生，声誉也就是由在这种长期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彼此诚信所决定的没有长期化行为，也就没有经营者的职业声誉Mailathand&Samuelson（2001）研究企业声誉时指出，企业声誉是顾客对企业是“有能力企业”的事先预期，有能力的企业通过选择高的努力程度来将自己区别于低能企业本书认为，这种对企业声誉的分析逻辑也完全适用于属于个人声誉的管理者声誉管理者的声誉是外界（特别是股东）对管理者能力的预期，有能力的管理者通过选择高水平的努力将自己区别于低能的管理者霍姆斯特姆考察了经营者对声誉的关心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声誉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为了获得好的声誉，经营者会努力工作法玛的研究也支持在竞争的经理市场上，经营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经营者也会努力工作，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Holmstrom（1982）的代理人市场声誉机制理论是对Fama（1980）思想的模型化表述，用以说明市场上的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契约的替代物。
代理人现期的努力通过对产出的影响改进了市场对代理人管理能力的判断，因此越是年轻的经理，工作可能越卖力，而越是接近退休年龄，声誉对努力工作的激励效应也越弱本书中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主要包括共同愿景、信任和声誉，并将社会交往对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考虑进来，得到如图8.1的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对战略决策影响的综合模型十、 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触发了群体极化，James（1968）对群体极化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明确的阐述群体极化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原因是所有决策问题都是与人类普遍持有的价值观相互关联比如管理者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风险态度等会影响他的国际化决策、并购决策或研发决策等Myers&David（1976）通过实验发现，决策者对决策问题的熟悉程度也会影响群体极化的发生如果群体讨论很熟悉的问题，那么群体极化就不容易发生反之，如果问题对群体成员来说很陌生，那么群体极化就容易发生另外，社会参照也是影响群体极化的因素Hogg（1990）等人的实验发现，如果决策群体面临冒险的外部集团，决策群体会向谨慎极化；面临谨慎的外部集团，则决策群体会向冒险极化；而一个处于社会参照中部的，同时面临冒险和谨慎外部集团的群体则不会极化。
Shupp&Williams（2008）及Masclet等（2009）的研究表明，群体转移会随着风险的变化而变化：当获利的可能性很高时，群体较个体表现得更厌恶风险（高风险情境），而在获利可能性比较低的情况下群体倾向比较冒险的方案（低风险情境）不同设计的博弈条件也会影响群体极化的结果Davis等（1974）通过实验调查了双倍赌局对个体和群体决策的吸引力，他们发现群体转移取决于对打赌的未来期望值若期望值为负，个人偏好分布呈正偏态，反之，则为负偏态群体分布服从放大的个体分布期望价值为零的赌局不能引起任何转移效应但是，之后的群体决策会围绕选择类别模型聚拢得更为紧密（对称性的）Asch（1956）用实验证明从众行为是导致群体极化现象的行为基础，持异见的个体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从众行为才会发生同时，只有群体中持有相同意见的成员达到大多数时，才会发生极化行为即当群体成员的意见分布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群体极化现象才会发生决策群体中个体最初的观点差异对群体极化的影响并不明确Durham的研究支持个体最初的观点差异性越大，讨论之后，群体极化程度越高；而Swol（2009）认为持有独特见解的成员对于团队的讨论贡献更大，但不一定会激发极化现象。
社会决策方案模型假设若存在简单的多数人小集体，那么他们基本上可以控制群体的选择或者（缺乏多数人小集体时）这个群体的多数人可以让群体按他们自己的偏好进行选择Zajonc等（1968）进行了不断的事项选择，尝试完成了类似的实验，结论支持规模较大的团队更可能出现风险性转移Cason&Mul（1997）在一个独裁者博奔的实验中发现，团队决策往往由那些更关心他人的群体成员所主导，使得群体的决策比个人的决策更加利他而Luhan等（2009）重做了这一实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越自私的群体成员对群体决策的影响越大，使得群体的决策比个人的决策更加自私Ambrus等（2009）通过礼物交换和彩票选择的游戏发现，如果没有审议和表决程序，群体的决策不会出现极化现象当有审议过程但不制定决策规则时，群体的决策会往更自私的方向偏移Lee（2007）发现群体极化现象发生，通常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具有群体讨论的平台：第二，成员在群体讨论中自由表达意见；第三，群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去个性化成员会导致更强的群体认同，从而提高群体极化程度群体偏移也取决于群体采用的决策规则的类型比如，Harrison等（2007）的研究和大多数研究一样，主要考察当群体采用大多数原则而非一致性原则时的群体转移。
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乐透的选择实验中，个体和群体的风险态度没有明显差异十一、 群体极化与高管团队决策群体极化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自从20世纪60年代群体极化的概念被提出，群体极化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法律、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把群体极化理论引入公司治理中，解释董事会或高管团队决策问题的时间则没有那么长理论研究方面，Westphal&Bednar（2005）提出在团队决策时，持有与大多数成员不同意见者通常保留而不是表露自己的意见Lorsch&Maclver（1989）提出这种不同意见因为会对多数成员的意见带来不确定性而被压制在董事会讨论中，如果大部分成员反对，持不同立场的成员若还坚持自己的立场，可能会得到负面的评价，且因此变得不自信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社会规范鼓励董事以自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会导致董事会决策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董事会选择沉默，从而导致强化群体极化现象除此之外，董事长权力越大，对决策的影响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团队决策可能演变成董事长个人的决策兼任CEO的董事长权力会得到强化，对董事会的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一言堂”的情况也会导致强化群体极化董事会决策之外，董事之间交流很少的事实，会导致董事没有机会通过非正式的信息交换纠正认知的偏差，也会造成董事会决策的群体极化现象。
实证方面，目前涉及群体极化和董事会团队或高管团队决策的文章并不是很多由于研究群体极化现象需要研究人员比较群体决策相较于群体讨论前个人决策的倾向，知道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策倾向或立场必不可少换句话说，当小组成员没有明确的预先立场或倾向时，群体极化现象预计就不会发生基于实验室实验的研究通常会先评估参与者在群体讨论前的个人倾向，或者使用各种刺激材料诱导参与者的倾向依靠档案数据的研究就需要用非直接的指标来捕获群体决策前个人的决策倾向或立场Zhu（2014）探讨了董事会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出现的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在作CEO薪酬决策时，当独立董事群体之前在其他不同的董事会经历了比市场较高或者较低的CEO薪酬时，他们会倾向于在现公司作类似决策时支持相对而言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群体极化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在董事会讨论前独立董事平均来说倾向于支持相对高或者低的CEO薪酬时，集体讨论后他们会支持给出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此外，独立董事们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和少数董事之前决策情境的相似性（公司规模和行业）会弱化群体极化效应，而独立董事权力和内部董事的相关性会强化群体极化效应相对于内部董事，人数不多的独立董事之前参与决策的情境如果和现在的决策情境相似，他们会更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削弱群体极化效应。
而如果独立董事之间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更高的话，他们会认为自己的观点更容易得到独立董事群体的支持，从而更愿意提出与内部董事不同的观点或者以沉默来反对大多数人的观点，削弱群体极化效应但是，如果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