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呼兰河传》看鲁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摘要：萧红的创作深受鲁迅影响，这一点在她后期的作《呼兰河传》中表现明显她在创作 思想方面接受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创作主张；在题材选取时，将故乡的人和事作为创作的 主要源泉；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如有二伯等也与鲁迅小说中的形象一样，体现作者对中国 农民深沉的爱与憎关键词：创作思想 题材 人物 影响我们这里一说起就是导师导师，不称周先生，也不称鲁迅先生，你或者还没有机会听到， 这声音是到处响着的，好象街上的车轮，好象檐前的滴水 ――萧红《致许广平书》（1939年3月14 日）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许广平《追忆萧红》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和萧红的交往该是文坛的一段佳话1934 年，萧红来到上海见到 了鲁迅，有了长达两年的频繁交往萧红认真地阅读了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其中包括后期 的大量杂文，并不时登门请教鲁迅也在这一段时间中给萧红萧军写了53 封信，回答他们 的问题，并曾以“吟太太久已不写什么了吧？”之类的话来鞭策萧红的创作萧红笔名悄 吟）考察萧红前后两时期的创作，我们发现对于她而言，鲁迅先生不仅是关心照顾她生活的 长辈，而且是指导她创作的导师。
在这种指导和影响下，萧红的创作日臻成熟，最终成为现 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尽管肖经的创作生涯很短暂，作品也不多，但她却是 20 世纪 30年代对鲁迅创作传统继承最多的作家而这种“继承”最集中的表现便是她的《呼 兰河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一）影响作家创作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创作意图的发展鲁迅先生对萧红影响最深刻的 也体现创作意图方面鲁迅一生都致力于“国民性”的思考，并通过他的创作把这种思考的进程和成果反映出 来早在 19 世纪末，他便开始探讨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在封建专制 主义政体的束缚和蹂躏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性主义氛围已经渗透到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心 灵里面，绝大多数的人们，完全习惯于这样驯顺和卑屈地苟活下去1906 年他在日本仙台 医学院观看幻灯片时，一群中国人在观看自己的同胞被当作奸细杀害时竟面无表情这群麻 木的看客使他痛感：“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是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 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并且认识到：“我们的第一要者，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他的杂 文和小说集中对于国民性种种表现作了揭露从1918 年的《随感录三十八》开始探讨“中 国人”的“昏乱病”，直至 1934 的《说“面子”》都在揭示中国人精神的痼弊。
他的小说如 《阿 Q 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则通过人物形象表现对于这一命题的艰难思 考国民性”的种种弱点在这些人物身上得以体现：奴才性、怯弱又贪婪、爱面子、喜做 戏、精神胜利法等等他笔下的人物也由于具有了这么丰厚、深刻的内涵而成为中国乃至世 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萧红也不例外地受到了他的影响当她还是一个 学生时，爱好文艺的她便广泛接触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其中包括鲁迅的许多作品到 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这些影响便表现出来但我们可以发现在她前期的代表作《生死 场》中，尽管她真实地反映了东北农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但对东北农民的 心灵意识即“心态”却缺乏深刻表现在后一时期，萧红的创作思想开始深化：在1936年 12 月 15 日给肖军的信中，她就提到中国人具有“民族的病态”和“病态的灵魂”1938年 萧红更加明确地提出她的创作主张：“现在或过去，作家写作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2] 这与鲁迅在1932 年所说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何其相似翻开后期代表作品《呼兰河传》，这分明是一幅画满了灵魂的 图画，所以“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点沉重起来。
[3]，这沉重来自呼兰河的人：他们可怜 又可笑；既懒惰又勤奋；苟且而顽强；迷信、愚昧、残忍但又那样仁慈和善良这沉重还来 自呼兰河的事：怪诞、奇异，然而又是那样平淡、自然、合乎情理；在这种人、事中，呼兰 河的生活：声色喧嚣多彩却又显得寂寞、苍凉现代文明开始冲击，渗透，但仍然那么原始、 洪荒在这里，萧红继承了鲁迅文学中浓郁的乡愁与悲哀，用细腻的笔触温婉地勾画出国 民沉默的灵魂，和鲁迅一样用生命和这些麻木的国民们一起受罪[4]如果说《生死场》还只是写出了农民觉醒前是社会、自然及自身的奴隶，那么《呼兰河 传》则大大向前发展了：由于萧红着眼于对国民性的改造，她关注研究的目光就不再仅仅注 视这些超出社会常规的个别的、奇特的偶然的事件与人物，而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普通生活， 是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是整个社会的风俗所以她从对北方人民生活的真实描写转变为对国 民性的反思，创作重点转移到集中批判病态社会心理，批判封建主义传统意识对人民的精神 毒害上这种冷峻地面对一个民族灵魂的“伟大孤寂的作品”出现在烽火连天的四十年代， 是萧红自觉继承“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主题并深化其民族内涵的结果，更是对鲁迅关于改 造国民性的创作主张的继承与实践的结果。
二） 古往今来每一位成功的作家对创作题材的选取都是很严格的，歌德曾说：“还有什么比 题材更重要的呢？离开题材还有什么艺术家呢？如果题材不合适，一切才能都会浪费掉[5] 鲁迅也曾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为了适应“改造民族灵魂”的创作目的，倡导反封建 的思想革命，他选取了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前后这段历史时期故乡浙东农村的生活，从 这一普通、平凡的乡间一隅中反映的多是一些无事的悲剧：阿Q不能姓赵、爱姑要离婚、 祥林嫂要捐一条门槛、闰土要了香炉和烛台„„从这些鼻尖一样狭小的人生中，牵出联系中 华民族整个有机神经，从而揭示农民愚昧、麻木、甘为奴隶的“国民性”，展示了广阔的艺 术空间由于这些既有着深刻思想内涵、又浸润着乡土气息的作品，鲁迅成为了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乡土文学派的奠基人和代表者，在他之后，文坛出现了一大批乡土文学作家，其中包 括萧红九•一八”后，东北作家的创作纷纷开始表现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生活作为东北来 的青年作家，萧红痛心于故土的沦陷，有一腔热血要为恢复国土而倾洒，希望能用自己的笔 反映东北平原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以唤起全中国同仇敌忾共同反对日本的侵略在这种极 高的创作热情下，她写出了“扰乱了奴隶的心”的《生死场》。
《生死场》的前十章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日常生活图景，描述了一个个有关农民的平凡 故事，没有具体的时间交待，只有季节的自然变换和场景的更替组接，其间隐现着原始农村 的生存模式萧红在东北生活了二十年，这一部分乡村生活是她烂熟于心的因而她能审美 地反映出这种还停留在中世纪的乡土社会的真实面貌，从而传达出她对于乡村社会的历史批 判作品后半部反映东北农民的觉醒和抗争九一八”后，萧红一直在城市里流浪，对于 东北军民的斗争生活并不熟悉，所以她所着意渲染的悲壮“典礼”由于没有足够的过程交待， 总让人觉得有些虚浮那些没有任何个性意识的“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愚夫愚妇 们，怎么会突然变成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英雄呢？这种缺乏过渡的人为安排就使整部作品的 前后两部分之间缺少了统一的连结点，就象两块质地不同的金属被生硬地焊接在一起，显得 生硬、牵强所以稍作分析就能发现《生死场》后半部的艺术失误乃是源自于题材选择的失 误同一时期的作品《夜风》、《看风筝》也存在同样的不足萧红自己也渐渐意识到了对于 自己不熟悉的题材是驾驭不了的所以她和肖军向鲁迅先生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现在需要什 么样的作品？鲁迅的回答是“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
[6]这种指点是非 常及时的萧红开始拣自己能做的做了：《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有了明显的进步萧 红也有了更深的体会：“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 的情绪[7]萧红最熟悉的生活是故乡呼兰河的生活，当她经过十年的辗转飘零、情感屡遭 打击时，她最思念的是在呼兰河老祖父羽翼下渡过的有蝈蝈、有后花园、有烤猪烤鸭的童年 时光当她1940 年蜇居香港时，万里之外的故乡是她寂寞情感的最好归宿，也为萧红提供 了一个题材选择的必然结果尤其是萧红在“改造民族的病态”这一创作思想指导下，把呼 兰河貌似平常的日常生活与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了，使得这种生活具有了丰厚的意 蕴20 世纪 20 年代，呼兰河还是一座“死水”般的小城在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生命失去了目标，人失却了自身的生命价值，“活”着就是一切，“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 就起来工作”；“生，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就算了”；“老了就老了”；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这里同样有着马孔多的“百年孤独”和“生死场”的木然的 生命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中，竟然还有不少“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 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然而更不幸的是老胡家的健康的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爱笑”、 “十二岁长得跟十四岁一般高”，就被认为不象个团圆媳妇，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次又一次 扔进开水缸里，终于活活烫死了。
萧红就从这种单调而愚昧得近乎野蛮的社会生活中挖出了 一个活人的地狱和死人的天堂习惯于短篇创作的萧红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以空前的篇 幅，集中笔力，探讨国民性的问题，无疑体现了她对故乡人民、对中华民族深沉的爱，也体 现了作为一个作家高度的责任感[8]（三）创作思想的发展、题材的变化必然会带来人物形象的设置及塑造方法的改变在萧红前 期的小说中，人物只有语言和行为，缺少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的过程，所以人物形象几乎成 了萧红手中的木偶，缺乏内在个性而当萧红确立要“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创作思想后，她 笔下的人物也开始在特定的环境中生活、思想，展示自己性格形成、发展的复杂原因尤其 是她对人物身上文化积淀的深入分析，使她的作品有了深厚的社会内涵《小城三月》、《马 伯乐》等就是这一变化的有力证明当然，最杰出的表现还是《呼兰河传》，在这里我们看 萧红关于“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几乎任何读过《呼兰河传》的人都会发现有二伯这个60多岁的老长工身上有阿Q的影 子阿Q “真能做”，却连个住处都没有，只能落脚土谷祠有二伯在张家干了 30多年长 工，到老却连阿 Q 的那套行头都没有，睡觉没有一定的住处，只能搂着他那“像活动地图 似的一省一省的割据开了”的行李，“什么地方有空他就在什么地方睡”;阿Q忌讳“光”“亮”， 有二伯最忌讳“别人叫他的乳名‘有子'”，一听见别人叫他“有二爷”、“有二伯”、“有二东 家”就笑逐颜开；阿 Q 以自己与赵秀才同姓沾沾自喜，有二伯因与财主张姓同家而洋洋自 得，在他身上，萧红挖掘了属于民族文化在每一个中国农民身上积淀下来的劣根性：奴性重、 爱面子、麻木……但是有二伯就是有二伯，他只是东北平原一个普通的老人，他比阿Q憨 厚，偷东西被小侄女道破还脸红；他比阿 Q 善良本分，不会去欺侮小尼姑之类的更弱者； 他比阿Q更可怜，阿Q还能耀武扬威地“革命”，有二伯只能去“上吊”、“跳井”。
萧红对 老人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对他灵魂深处的劣根性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 笞荃麟在《也谈阿Q》中说“作者（鲁迅）对于中国善良的质朴的底层人民，是具有无比 的热爱的，他愈爱他们，对于他们所遭受的失败与失败主义的毒素，便愈加憎恶、愤怒”，这种评价应同样适应有二伯，萧红同样是怀着一腔故园之思、爱国之情来表达她对这种民族 劣根性的强烈批判的再看《呼兰河传》中其他人物：胡家婆婆倾家荡产也要驱赶附在她的“小团圆媳妇”身 上的鬼魂；祥林嫂受尽冷眼依然笃信捐上一条门槛能为她带来地狱的安宁阿Q从城里回 来的变化飞快地便传遍了全未庄的“深闺”、“浅闺”，呼兰河的人在大风雪的夜里去邻居窗 下偷看偷听只是为了得到“第二天宣传的材料”如此相似的行为后面还蕴含着那个相同时 代、那种相同同族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相同烙印：迷信、愚昧但是萧红毕竟是站在四十年代动荡的中国现实土壤上来思考、表现她的关于国民性主题 和历史意蕴的，在表现中国农村思想状况时流露出的已不是“五四”时启蒙思想家的悲悯哀 怨、忧郁沉著的感伤情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力透纸背”的坚韧、镇定：在那比严冬的淫 威和财主的暴虐更为残酷的冷漠舆论中遭受过种种磨难的冯歪嘴子，也没有象闰土那样向命 运屈服，他终于在周围的惶恐中镇定下来，顽强地抗争着命运给他带来的种种不幸。
那个“黑 忽忽、笑呵呵”，不过十二岁就被村民们的“关切”夺去性命的小团圆媳妇，为了生存抗争 到了最后时刻„„这纷乱的生活图画中蕴含着萧红对沉睡千载的北方农村种种病态现象的 清醒意识和时代历史趋向的把握这已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哀怨，而是冷峻峭拔 如一柄利剑要划破那无边的的黑暗，冯歪嘴子是萧红心中的这黑暗中的光亮，是民族生存的 信念和希望！客观地说，年轻的萧红缺乏思想家鲁迅那样深邃的思想力，但她所具有艺术家敏锐的感 受力让她在导师鲁迅先生的指导下，正确地判断并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向和题材，并且 用她充满灵性的笔完成了她的“改造民族灵魂”文学的创作，并且从时代意识和地域上提供 了他人包括鲁迅先生所没有提供过的东西，因此可以说，即使萧红一生只有一部《呼兰河传》， 她也能凭它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