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交通和都会一、交通的起源交通起源于生产和交换我国交通的形成和发展,远古之时已肇其端倪.追溯其渊源所在，当始于原始社会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间相互的联系，就可以作为说明.我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近年迭有发现.其分布的地区极为广泛,东起黑水白山之间，西迄塔里木河上源,北自阴山之北，南至海南岛的南端,莫不有其踪迹,而黄河流域和东海之滨，更显得稠密其间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又远较旧石器时期为繁多,显示出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发展 当前，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探索工作正在方兴未艾之际，新的发现仍时有所闻不过就现有的基础，尚可略事论述旧石器时期的人以采集为主，随遇而安,也可能有一定的居处,却难以说就不再在外彷徨游荡新石器时期的人显然有所进步虽不免还有赖于采集,实际上已经能够从事生产既能从事生产，就可能形成定居生涯这就对于居住地址有所选择从现在已经发现的其时遗址分布情况看来，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当时尚未知掘井,故居住地址就多近于水边泽畔除了近水之外,尚有其他必备的条件和注意的事项正是由于能够充分利用地理环境，故其居住地址的使用时期也比较长久 新石器时期的人不仅能从事生产，而且也有了交换。
甘肃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曾经发现过玉片和玉瑗洮河流域并非产玉的地方,这些玉片和玉瑗显然是从他处运来的不论其来自何方，殆都是经过长途跋涉、辗转负贩才能运来可见当时不仅有了交通,而且路程也许相当悬远一些遗址的所在地就已经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交通的条件也有所注意当时的人选择居住地址，如前所说，是离不开水的.这除了生活饮用之外,便利的交通也应是其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因素一苇之航远较翻山越岭为容易,河流沿岸遗址较为繁多，就是具体的说明这里不妨先以渭水流域为证渭水流经陇山东西，陇山以东，沿流平原广袤，尚无若何阻遏；陇山以西，由于地处高原,间杂有山岳，艰于往来,故遗址的分布多沿渭水渭水发源于渭源县，渭源以东为陇西和武山两县,丹东为甘谷和天水两县，其间遗址络绎不绝天水以东，即为陇山,越陇山而下,由宝鸡市直至渭水入黄河处,遗址陆续相望，未稍减色.无庸多所解释,远在新石器时期，沿渭水上下的东西交通大道，已经初步形成 正是由于了解到交通的重要性，新石器时期的人对于居住地址也往往迁就于交通的条件如前所说,那时的人多喜居住于河流附近，就是这样的道理还更有甚者,乃是居住于两条河流交会的地方甘肃永靖县莲花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正在大夏河和黄河交会之处，而河南南召县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在黄鸭河和白河交会之处。
就是到现在，两河交会的地方仍然是交通便利的所在.这其间的规律远在新石器时期已为人们所发现了 然而,河谷水泽之畔，可资作为居住地址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口逐渐繁殖增多，河谷水泽之畔就容纳不下河南浚县大赉店、枋头村等濒于淇水沿岸的地方，现在共有十五个村落,却已发现了十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其稠密的程度几与现代柏埒而河南安阳洹河侧畔一个十五里长的地段里，竟已发现了十九处新石器时期遗址遗址与遗址之间的距离尚不足一里,就是在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如此.那时已经有了农业,却还不知道施肥，无由克服地力渐减的自然规律，因而也难于在一地长期居住下去,必须选择新地另行迁居因而，虽非河谷水泽之畔也就有了更多的居住地区现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遍布于全国各处，不仅平原地区遗址相当繁多，就是丘陵山地也不乏其踪迹，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沿渭水伸延的长西古道路居住地区既已扩大,交换的范围就相应广泛，交通道路也就难免随之延长,而且逐渐趋于形成较为主要的交通道路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最为广大.主要交通道路也较为明显可见.前面曾经说过，渭水沿流由于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络绎不绝，显示出其地交通的发达,这里所说的遗址主要就是仰韶文化的遗址。
后来龙山文化向西发展，由渭水入黄河处直至陇山之下,皆有分布，几乎原来仰韶文化的旧地都成了龙山文化的新居这就说明了这条东西大道并不因居人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兴废.还应该指出,就在这段道路上，东部和西部却不相同东段在渭水之南，西段在渭水之北这显示出东段和西段地形的差异直到现在陇海铁路也还因着这样的成规.可见远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掌握这里的自然演变的规律 这条沿渭水的道路，并不仅以渭水为限渭水入于黄河，黄河东流，这条道路也因之而向东发展,经过现在的洛阳而至于郑州附近现在郑州以东，遗址少有发现这不能说当时这里没有居人，而是后来黄河不断的泛滥，地面堆积日厚,遗址波埋愈深，尚未为人所发现.郑州以东本为济水流经的地区，济水是一条古水道，新石器时期当和黄河、渭水同时存在.济水下游直至东海之滨乃是龙山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今东阿、平阴等处，经济南、淄博各地，而至于东海之滨,可以显示出是曾经有过一条主要的交通道路的也可以说,由东海之滨可以西至渭水源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这条道路却并非就止于鸟鼠山.鸟鼠山西为洮河流域,再西为湟水流域这里是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发达的地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不仅向西发展，就是渭水上游也时有其踪迹,特别是齐家文化更东至秦安天水等处。
因而这样一条东西大道是会由渭水沿流向西通到湟水流域的黄河中下游的三条南北古道路根据这样的道理，在黄河中下游,还可能有三条主要的交通道路而这三条道路既富有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也非少数.遗址络绎不绝，宛然如线,不能谓非道路所经过太行山东，今京广铁路沿线各地，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诸市及永年、磁县、汤阴、淇县,就兼有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而其北的曲阳亦有仰韶文化遗址，其南的汲县又有龙山文化遗址若与今北京市西南其他古文化遗址相联系，谓非一条南北交通道路,恐难说得下去 太行山西的汾水流域亦是如此今太原市为山西省会，乃一方交通枢纽其地就曾发现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沿汾水而下，临汾市和洪洞、襄汾诸县也皆有发现论其稠密程度似不如太行山东邢台、邯郸诸市间,然汾水并非细流,较之太行山东平原旷野,当更易利用从事交通运输所可异者，汾水下游之南为涑水流域，涑水沿流的遗址似较汾水中下游为更多.以现在交通来说,这都是同蒲铁路南段经过的地方若非当时也是一条主要交通道路,如何能这样古今巧合? 经过现在陕西延安、黄陵等县市，可能在当时也是一条南北通行的大道因为在宜君、洛川、富县、甘泉，以及延安之北的安塞、子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以至于榆林、府谷等县皆有遗址的发现.这和现在的道路也是吻合的。
黄陵、宜君以南，山岭重叠,使由西安至延安的铁路也不得改道由其东绕行,然铜川和耀县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现，却可以证明当时的道路是曾经越过这样的山地的淮水以南的古交通这样的情况也见于长江和淮水，而淮水沿流较之长江更为明显也许长江过于浩淼,不如淮水的较易于利用就在黄河和长江之间,也并非没有交通可言.长江的支流以汉水为最大汉水也和其他河流一样，新石器时期的人也不是不设法利用的汉水支流的白河和黄河支流的伊水，相距最近，而这两条支流侧畔的遗址也都有相当的数目，只要越过其间的山地，两方面的交通也还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乃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交通珠江虽不如长江的浩淼，却也源远流长其西江远来的云贵高原，那里的山峦起伏，迄今犹感交通困难,何况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不过在南岭的两侧,尚可依稀略见其间的关系长江支流的湘江和赣江皆自南岭流下,而西江支流的漓水和北江的一些支流也皆发源于南岭山下这些河流的近旁都有相当数目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其上源有的相距并不很远，舍舟越岭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由现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推测当时的交通道路.主要的依据是其间络绎不绝的遗址既然络绎不绝就易于扩大交换的关系，因而形成了交通道路.可能当时的交通道路不只就是这几条,只是都不是有相当远的距离，就不必一一论述了。
二、三代城市及其交通古文献所反映的传说时代的交通在有关远古的文献中，也有若干交通道路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据三家注的解释，则丸山当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南.岱宗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县北空桐山，一说当在今甘肃肃州市东南，一说即鸡头山，当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熊山当在今陕西商县西湘山当在今湖南益阳市釜山当在今河北怀来县涿鹿当在今河北涿鹿县.根据这样的解释,黄帝的行踪殆将遍于全国惟所至之地相距皆甚悬远，不审果遵何途而后能够到达.其后虞舜也曾远巡，据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汉时于今广东、广西两省间置苍梧郡,于今湖南、广西两省间置零陵郡，而九疑山即在零陵郡的东南郡虽置于汉时,郡名当有所承受，当与虞舜所至之地有关如果虞舜果曾出巡，而且到过这些地方,则其渡江之后，当出于湘水一途这和传说中所说的湘山上娥皇、女英二妃故事相符合，或不至有若何参差然取何道南渡长江？自来史家皆无所说，恐终难得其真象后来到了夏禹,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遂得“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相当巨大的。
所通的九道何在?《夏本纪》于此下辑录了《尚书·禹贡篇》的全文，可见九道就在其中《禹贡》一篇诚备载各州的贡道,其详密程度,超迈前世然这一篇文字实出于战国人士之手，只是托名夏禹，其实并无若何关系这种见解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公认，无烦在此多事赘述然禹之治水确是得到世人称道，并非史家妄说由于治水,禹也确实到过许多地方《诗·大雅·文王有声》篇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禹之治水曾经到过丰水流域《尚书》言禹娶涂山，《左传》言禹会诸侯于涂山,《夏本纪》言禹东巡狩至于会稽，皆可以说是一代盛事.但禹果由何途而至于这些地方，仍是难解之谜.旧说涂山在今安徽寿县,会稽在今浙江绍兴布，皆距中原绝远近人或有对涂山和会稽所在，不以旧说为是,其间的道路更是难说了.交通道路也可由历来的战争过程中得知若干梗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争战双方进军退军都需要有一定的道路，才不至于贻误战机古史质朴,往往未能备载即今有所记载，其确地亦难于实指.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曾邑于涿鹿，而阪泉乃在涿鹿的附近是炎帝、蚩尤皆远来寻衅,致起干戈.据《帝王世纪》所说，则炎帝初都于陈,后徙鲁”.《皇览》多记先代冢墓;据其所说，则蚩尤冢当在今山东东平县。
古人冢墓多近于所居之地如所言果确，则蚩尤亦当和炎帝相仿佛，其所居地皆距涿鹿、阪泉远甚，行军道路出自何途,似尚难于确定. 在远古许多战争中，汤之放巢应为一次大战商汤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又战于三■，而后放之于南巢这是见于《尚书·汤誓》和《仲虺之诰》的记载在鸣条战前,汤军升自陑.据《伪孔传》的解释，陑在河曲之南，而桀都于安邑，是汤军渡河北征鸣条在安邑之西，桀既都于安邑,故其战地得在安邑附近三■在今山东定陶.南巢，《伪孔传》仅说是地名，而未有确处后人以春秋地名解释，谓在今安徽巢县.如所说果确，则这次战争实为奇迹汤时居毫毫地所在说者不一,要以在今山东曹县南者为是.即令此说尚有未审,总是在大河之南，自安邑视之，更当在其东南汤伐桀是由毫西北行,渡过黄河,战于安邑的鸣条桀军既败，反向东逃，逃至距毫不远的三■，由三■再至南巢,又须经过毫的附近，这样的争战过程,殆有戾于常理当时太行尚非通途，不审夏桀何能越此东逃？或谓鸣条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其地距毫与三■皆非甚远，似较安邑之说为长,然由三■至南巢的道路，却还有待于稽考三代迁都与交通道路的关系夏、商、周三代皆曾频繁迁都迁都大计自非轻而易举，往来道路当在审议之中。
这样的道路似较帝王游幸巡狩和战争进步易于探寻这里就从夏都说起夏的建立始于禹据说，禹受禅,都平阳,或都安邑,或都晋阳也有说在阳城和阳翟的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可能就在今山西旧解虞县西北;或以在今山西太原市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春秋时,晋国才驱逐所谓戎狄等游牧部族,取得汾水中游的土地,夏禹之时如何能以其地为都?其后，启居于黄台之丘，在现在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此事见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虽近于小说家言,然亦不能谓其毫无故实春秋时人谓夏启有钧台之享钧台在阳翟,阳翟本为禹都，亦黄台之丘的近郊，不能以出自《穆天子传》而见绌也太康和最后的桀居于斟寻,在今河南巩县西南.或谓桀曾都于安邑，然西周时人谓“伊、洛竭而夏亡"，安邑固与伊、洛二水无涉战国时,吴起对魏武侯论夏桀之居，谓“羊肠在其北"羊肠在今山西晋城县，若桀居在安邑，就不能用羊肠说夏都其后相居帝丘，又居斟灌.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又其后，帝杼居原，又迁居于老丘源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老丘则在今河南旧陈留县再后，胤甲则居于西河.当在今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侧畔据说，崤山有帝皋的陵墓古人陵墓与居处相距不远，崤山正近于山西省西南部的黄河.胤甲后两传为帝皋.帝皋及其父孔甲未见迁都事,当因胤甲之旧，以西河为都.或以西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古代黄河曾流经今濮阳县西，春秋战国时东土之人多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然战国时亦有人称今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为西河。
夏人以西河相称,仅见于胤甲的都城如上所说,帝相居帝丘,帝丘即在今濮阳县如帝相时说西河，当指当地的西河而言胤甲迁都是在帝杼居原后君丘之后,这已远离今濮阳县西的西河，如何还能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夏人累次迁都，除帝相而外,皆在帝丘之西以帝相一时的都城,即肯定夏代前后皆以相当今濮阳县西的黄河为西河,那是难以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的 商代也曾频繁迁都从商的先王契至汤就已经迁徙过八次所迁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而汤的都城则在毫蕃在今山东滕县境砥石据说在今河北宁晋、隆尧两县间商与商丘当是一地,前后不只一次迁此，故名称亦少有差异其地当在今河南商丘县相土的东都据说是在泰山之下,邶则在今河南汤阴县南泰山之下相当广阔，相土的东都究在何处，殊不易确定.以砥石置于宁晋、隆尧之间，亦只是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因而有人就不以为然古史渺茫,也只能暂作悬案. 自汤之后,至于盘庚的迁殷，其间尚有五次迁徙所迁之地为嚣、相、耿、庇、奄.嚣或作隞,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相在今河南内黄县南庇在今山东旧鱼台县.奄则在今山东曲阜县这四处所在今地,学者间尚无若何争论耿之所在似略有歧义旧说耿在汉时河东皮氏县耿乡，皮氏县为今山西河津县。
此说不实,已成定论.耿或作邢，因而别有两说:其一谓在晋广平郡襄国县,也就是现在河北邢台市这是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邢、茅、昨、祭为说.其一谓在晋河内平皋县,也就是现在河南温县东北这是据《左传》宜公六年的邢丘为说邢丘距当时黄河甚近,故有“圮于耿”之说.至于邢国，则距黄河较远，黄河虽泛滥成灾,实不易使邢国的城池圮毁祖乙所都当不能远在其地 周人也曾一再迁都周人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后稷这也和商的远祖为契一样，是相当悠久的后稷居于邰.邰在今陕西武功县.其后周人辗转于所谓戎狄之间.至公刘始居于豳.豳的故地约有数处，在今陕西旬邑和彬县这显示其居地仍在动荡不安之中接着又相继迁于周原、程和丰、镐再后，又曾一度迁于犬丘.幽王于骊山覆败之后，平王更东迁于雒邑,是为东周周原在今陕西扶风、歧山两县间程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丰在今陕西户县东镐在今西安市西南.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雒邑则在今河南洛阳市 夏、商的交通关于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所在地,学者间尚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一般的说法，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交通的轮廓可以说，各王朝的都城之间都应有交通道路以相联系，不然所谓迁都也将是不可能的. 夏人在今山西西南部的都城，有平阳、晋阳和安邑三地。
这是由涑水流域北至汾水中游的一条道路前文论彩陶文化时就曾经提到过这条道路，可见它是有由来的胤甲居西河，其后帝皋亦因故居，未曾迁徙.此西河如前所说,当在今山西西南部,晋、陕两省间再北为龙门山地，夏人都城不会舍平原而趋于丘陵之间夏后皋之墓在崤山,则西河与崤山是有道路可以相通的这样的道路不是由晋、陕两省间渡过黄河，并沿河东下,就是越中条山南行尤其是越中条山一道，夏初当早已形成如前所说，太康与桀皆曾都于斟寻,而斟寻就在洛水下游周人亦称自洛汭延于伊汭，为有夏之居周人且称唐叔所封地和虞仲所封地皆为夏虚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虞仲所封在今山西平陆县这几处夏人故虚迄至周初尚为人所称道，可知其当年的盛况.其间有交通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夏人的建国固以这几处夏虚为基础，然夏人却是向东发展的帝相的东迁帝丘和斟灌,正是具体的表现.在此以前，帝启就曾居于黄台之丘.由伊洛二水间东行,经黄台之丘而达于帝丘和斟灌，正显示出当时黄河以南交通大道的所在后来东进受挫，帝杼迁都于原,犹不忘情于东土其再迁于老丘,而老丘正在由黄台之丘东去帝丘的途中当时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商人的建都不离黄河下游，或在河南,或在河北.其间交通道路也是相当具体和清晰的。
汤居于亳，亳在今山东曹县南，这是无可非议的相土之东都在泰山之下,这是商人都城东迁最远之地.其实在相上以前，契就曾经迁都到蕃蕃在今山东滕县境，乃在泰山之南由亳至泰山之下，如要经过蕃,是不免稍稍绕道的然继其先王已创的基业总比新修道路为容易.汤以后，商人又在庇、奄两地相继建都,而这两地又皆在由亳经过蕃而至于泰山之下的大道上可知这条道路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沿用了相当长久的时期亳在济水之南，汤时夏人虽已不再东进，然在东土却仍有相当基础所谓韦、顾、昆吾，就都是夏人的与国.《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指此而言韦在今滑县东南，顾在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也就是原来的帝丘韦就在夏时由伊洛之间至帝丘的道路上顾于斟灌偏于东南,盖由昆吾直东可以至顾由毫至顾,越过济水即可达到.虽相距并非很远,却可使黄河以南的东西道和济水以南的东西道路相联系. 契之后,昭明曾迁于砥石如前所说,砥石在今河北宁晋、隆尧间 如所说果确,则其地应在大陆泽之北昭明是由蕃迁往砥石的.蕃与砥石之间应有一条道路道路何在？已难实指然砥石之南,溯黄河而上，交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汤始居亳之前，相土曾于邶盘庚迁殷之前,河亶甲又居于相。
邶、相两地分峙于黄河的两侧，距河滨又皆甚近,对于水上交通的利用并非不可能的祖乙圮于耿,为商代的巨变.河患的剧烈使商人不能不为之迁都可是商人的迁都却还未能远离黄河，黄河水上的交通应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史称商纣之时，“厚赋敛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又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鹿台在朝歌.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北沙丘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邯郸当即今河北邯郸市这些地方都是黄河流经的地区巨桥为仓名，在钜鹿水上，距沙丘当不甚远据说当地有漕粟漕运是怎么来的?这无疑是要假道黄河了西周交通的发展和道路的修整周人的兴起及其向东发展，使当时的交通呈现系统化和网络化周人始建都于歧下,和殷人争衡，实施翦商大业其都城也步步东进，由周原东至程,更至于丰镐丰镐虽建为都城，周人并未忘情于周原.周原与丰镐间的大道，实为周人本土的主要道路.周武王东征,由盟津渡过黄河,直抵朝歌,与殷纣战于牧野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洛阳市北武王灭殷归来,营周居于雒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雒邑即今洛阳市，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桃林在今河南灵宝县.这条道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继续沿用，其间也不免有若干变化,总的趋向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作为周人统治地区的东西交通干线,由周原经丰镐至于雒邑的道只是其间的一段。
由雒邑往东，还继续伸延.周公于殷人既灭之后，东向残奄奄为殷人与国，为周人东方次于殷人的大敌，不能不用兵征讨奄既被残,周人因以其地建立鲁国与鲁国并建的为齐国齐、鲁两国拱卫东土，使殷人余孽不能再事反抗当时的东西交通干线，最东就通到齐、鲁两国.这条道路和商人以亳为中心的东向交通路线不尽相同春秋初年,周王使凡伯聘于鲁，戎伐凡伯于楚丘楚丘在今山东城武县西南凡伯聘鲁，力戎所伐，正显示这条道路是要经过楚丘的楚丘近汤所居之毫，是周时的道路仍有个别段落是因殷人之旧的 由雒邑经盟津至朝歌是武王灭纣的旧路.纣灭之后，其故土为卫国的封地卫国之北，尚有邢国邢国和凡、蒋等国皆为周公之胤,也是一个重要的封国邢国故地在今河北邢台市邢国在朝歌至邯郸这一地区之北，似已出宁殷纣的京畿之外如以砥石在今宁晋、隆尧之间，则邢国所封还未出于商人迁都的地区之外.何况殷纣的沙丘又在邢国故他的东北这条道路似仍因殷人之旧邢国以北未闻有所建置，这条道路可能暂止于邢国 对于夏人的故土,尤其是唐叔所封的夏虚也未少有疏忽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汾、涑之间与唐叔同封尚有其他封国,其最北的封国当为霍国霍国与管、蔡、鲁、卫等国同为文王之子所封其地在今山西霍县,亦即在霍太山之南。
周初循汾、涑北行的道路可能即止于此或谓唐叔所封乃在今太原市唐叔所封实不能远至今太原市,其证甚多，无须在此一一缕述唐叔既封于夏虚，夏虚何能亦远在今太原市？这条道路的南端，如前所说,一由河曲渡河，东至于崤山；一越中条山，渡河南行然自周人建制,则由丰镐东行,渡河之处已移至渭水入黄河处之北春秋时,秦、晋两国曾经频繁战争，其渡河的地方就在这里.晋侯使吕相绝秦,所说的“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就指这条道路而言王官在今山西临猗县南，羁马在今山西永济县南，涑川即涑水，固皆在这条道路上 殷商之时,曾经对于“居国南乡”的荆楚进行过征讨《诗·商颂·殷武》所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即指此而言郑玄释殷人南征，乃是踰方城之阨.方城之阨在今河南方城县，曾长期为南北交通大道经行之地殷人南征为高宗时事其时殷人已久居于相当于今河南安阳之殷，由其都城南征可能要经过方城，惟不见史册记载，殆近于想当然之辞.周人克殷之后，对于各方皆大加经营雒邑的营建为一时少有的重大设施,对于南方各地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不过这在文献记载上似尚未能见到具体的证明。
直至东周初年才略显出一些端倪骊山之役，幽王为犬戎所诛杀，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申侯应即宣王时受封的申伯申伯所封在谢,并因谢人为之建城修庙.其地在今河南南阳《诗·大雅·崧高》一篇，就是专咏申伯受封之诗诗中一则说：“亹亹申伯，王纉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再则说:“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而且还说:“申怕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这显然是要申伯担负控制南国的任务，所谓“南国是式”，“南土是保”，就是这样的意思.申国地位既是如此重要，当然就具有一定的国力，它可以为平王立国的交柱申国位于雒邑的南方，相距又不很远，其间往来无须假借他途只是途中崇山峻岭,互相隔绝,仅方城一途可以通过这就可以证 明这是当时由雒邑通往南服的道路 其实远在申伯封谢以前，周人对江汉之间就已有所经营《诗·国风》以周召二南开篇《诗序》解释南的意义,谓“言化自北而南”郑笺说:“从北而南，谓其化从歧周被江汉之域”.按之《汉广》篇所说：“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也，不可方思”;《汝墳》篇所说：“遵彼汝愤，伐其条枚”，不仅提到江汉，而且涉及汝水《江又汜》篇更说到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就显示出对于江汉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其间的交往也较为频繁。
周人灭商之后,汉阳诸姬的受封,更是具体的设施周人对于江汉地区也曾使用过兵力昭王南征不复,直至春秋之时，齐桓公还以之作为对楚国问罪之辞宣王也曾丧南国之师昭王为何不复？楚人的答辞是“君其问诸水滨”!杜预解释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楚人虽不承担此事责任，昭王曾经达到过汉水之滨,却是可以肯定的宣王时的南国,韦昭以“江汉之间”作解释，并引《诗》所说的“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作证.这都是无可非议的.这里的问题乃是昭王和宣王究竟是取哪条道路南征的周初封国，楚国也是其中之一楚国封于丹阳丹阳所在说者不一，然以在丹水之阳最具胜义丹水发源于汉时上雒县上雒县即今陕西商县越过秦岭就距丰镐不远这应是周初由半镐通往东南的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在西周一伐,楚人并未离丹阳南迁.楚人答齐桓公的责难，诿昭土的丧亡非其力之能及,其实楚人徙都十郢，迟至楚文王元年，其时为鲁庄公五年,周庄王八年杜预欲为之摆脱,是不可能的.周昭王宣王时，楚都既尚在丹阳，则丹水一途还应是畅通的前面曾举出《崧高》之诗，诗中说到申伯受封赴国的过程：“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在今陕西眉县，距周原不远当是其时宣王方有事于周原，放得在其附近为申伯饯行.申国固然与雒邑相近，然申伯赴国当不会舍丹水之途而绕道于雒邑方城也。
以申国所在地而论，实可控制丹水和方城两条道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故申伯赴国之后，“周邦咸喜” 就在西周初年，由于平定所谓淮夷,东南的交通也有所开发淮夷居地当在淮水下游，因淮水上游周初已有若干诸侯封国，淮夷不能远至其地.周人之所以征讨淮夷，是由于淮夷助管、蔡、武庚反周战事结束后，周人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微子封于宋，是为了奉殷祀卫本殷人故土,若为了奉殷祀,是无过于卫了.揆诸当时情势，周人是不会以卫归诸殷人的.宋在商丘.商丘固为商人旧都，然商人旧都甚多,又非汤所居邑，何以微子必封于此?可能除奉殷祀外,还以之控制东方微子将徵于武庚的覆灭,自必唯周人之命是从，不敢再有所反侧而周人欲通往东南，宋国也是必经之地淮夷虽经用兵征讨，对于周人却不是就此恭顺下去宣王时,还曾再次出师.《诗·大雅》的《江汉》和《常武》两篇都是歌诵宣王在这方面的武功《江汉》篇中固然明确指出:“既出我车，既设我 ，匪安匪舒，淮夷来铺”可是以江汉名篇,篇中又屡提到江汉，似与淮夷的具体所在无关 《常武》篇中则显得更为明确它一则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再则说：“翟征徐国",而后又说：“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这里所说的淮夷，实际就是徐国。
徐为东方之国后来战国时人托名大禹所撰的《禹贡》，犹以淮海之间为徐州,可见徐国是有相当力量和影响的.宣王时东征之师，就可能经过宋国，而与江汉无涉这里还应该提到:周人灭商以前,太伯和仲雍奔吴的往事太伯为了让位于季历,与其弟仲雍相借奔吴,为吴国的初祖吴更在淮夷的东南后来吴国季札北使，还曾道经徐国，是徐国实力东南大道必经之地至于太伯仲雍东奔，是否道经徐国，则书阙有间，难以具知了 这里所说的道路都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这是当时主要的道路.此外，还有其他的道路，不过难于和这几条主要的道路相提并论了《诗·大雅·船》篇就是歌诵周王的巡守和祀岳河海的诗篇.诗中说:“于皇时周，涉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是说，周王巡守四方时，登上高山，从事祭祀.就那些小山高岳，也按山川之图,循序祭之又合九河为一，以大小次序为之祭祀.这样巡守所经的道路，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似不易和那几条主要道路相提并论因为那几条道路正是周王由中枢控制四方的大道. 夏、商两代对于交通道路的修整,由于史文简略,已不易稽考周人在这方面却是相当重视的，《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周道像砥石那样的平整，像箭那样的端直.这样的道路只供统治阶级所使用，一般平民只好在旁边看看而已。
《诗·小雅·四牡》还说:“周道倭迟"周道当然是相当长远的.这都显示当时修治道路的功力周人对于修治道路有种种规定.如“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又如：“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直到春秋时期，还为诸侯封国所遵循陈国以道路为草秽所塞,艰于行走，还曾受到单襄公的批评，即此可见一斑三、春秋时期的交通南北交通诸道路平王迁都雒邑，是为东周.不久即入于春秋时期由于都城的迁徙，雒邑代替了丰镐也就是说,以前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出若干交通道路这时应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交通道路论东周的国力远不能和西周相比拟不过雒邑在当时是居于“天下之中”,地理条件使它在一定程度保存住这样的交通中心.由于有些诸侯封国的强大,地区间的交通有所发展,以雒邑为交通中心的旧规逐渐失去其优势,分散到各个地区，从而出现了若干地区中的一些较小的交通中心不过诸候封国往往以遵王为号召，使雒邑交通中心的地位还能够暂时得以保存 雒邑在西周时本是东西交通大道经过的地方丰镐倾覆，这条道路的西段不免失去其重要的作用秦国继起，雍代替了丰镐，而雍还在周源之西，这是说这条道路的西段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还能有所发展由于齐、鲁两国继续在诸侯封国中居有重要的地位，这条东西大道的东段，仍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
以雒邑为中心的南北交通大道也有若干变化.黄河以北，西周之时本是可以通到太行山东的邢国的自邢为狄人所攻,迁于相当于今山东聊城西南的夷仪之后,这北道就不能不为之缩短黄河以南，方城仍是南北大道上必经的地方齐桓公召陵之盟前，就是设想由方城攻楚的齐侯这次兴师本是侵蔡蔡未被攻而先溃，故转而伐楚师次于径，遂与楚人有召陵之盟蔡国为今河南上蔡县召陵在今河南源河市东北，陉则在召陵之南召陵和陉实皆在蔡国之北齐师于蔡国既溃之后,若欲伐楚,自可挥鞭乘胜南驱，奈何又迫旆北行，次之于陉?盖蔡国于方城稍偏东南，距南行大道稍远,不能不稍稍回师当楚国屈完面告齐桓公，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齐国也就适可止,不再南下后来晋、楚湛阪之役，晋国本来是取方城一路向南进攻的湛阪在今河南叶县，正在方城之北方城为楚国的阨塞,是难于攻取的.当时的军事行动因之也就不能不谋取他途.晋、楚绕角之战，晋军的目的也是就在方城因绕角在今河南鲁山县东，正在方城之外楚军既退之后，晋军却转而侵蔡，为楚军御于桑隧其时蔡尚未迁国，仍在今河南上蔡县桑隧却在今河南确山县，已远在蔡国之南当时晋军慑于楚军之强，虽中途退还,其本来企图还是显然可见的因为接着又再次侵蔡，遂侵楚，桑隧南距冥塞、直辕、大隧并非很远。
冥塞、直辕、大隧皆在今河南信阳和湖北应山中间山上,为楚国北向通中原另一大道必经之地楚国扩充上域于淮水上游,就是通过这条道路的 西周时通过方城的道路，是由雒邑肇始的.春秋时,方城的道路仍未失其重要性，却不必再以雒邑为枢纽齐桓公召陵之役，由何途出兵,史文简略，未有明确记载乃其班师归去，陈国辕涛涂深恐诸侯之师路由陈、郑之间②召陵在陈国之西，其北为许国，再北就是郑国的东鄙这是近于现在京广铁路而且大致平行的道路，在当时也是另一条南北大道的一段.晋、楚绕角之战后，晋师改而侵蔡,为楚国御于桑隧桑隧在蔡国之南，也在召陵之南.由桑隧往南就是冥塞、直辕、大隧这都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这是构成这条南北大道的另一段，仍然是和现在京广铁路大致平行的 当时的南北大道可能还不仅如此而已.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深恐齐国及诸侯之师出于陈、郑之间,他提出了另一条出于东方的道路，据说是可以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杜预以郯、莒、徐夷来解释这里所说的东夷郯在今山东郯城县,曹在今山东莒县,徐夷如前所说，在淮水下游汉时临淮郡有徐县,唐时泗州有徐城县，皆在今江苏泗洪县，可能是徐夷的中心地点.如果这是一条南北大道，则由莒国北行就可达到齐国都城临淄。
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用现在地理来说，由临淄旧址过穆陵关即可达到莒县.不过这条道路距召陵是太远了，由召陵到这条道路，中间似乎还有其他各种的困难，故齐桓公未能采用，而辕涛涂也因此而获罪.话虽如此,这条道路在春秋时确是另一条南北交通大道，只是因为僻在东方，未能和上述两条道路相提并论晋国为了削弱楚国力量,扶持吴国，曾派申公巫臣使吴.申公巫臣本楚国的逃臣,为了扶持吴国以削弱楚，他就不能由中原前往,以免招致楚国的注意因此之故，他假道于莒国.莒国在鲁国正东鲁、莒之间雄峙着蒙山交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申公巫臣假道于莒，就必须先假道千齐申公巫臣所走的这条道路正是辕涛涂向齐桓公所建议的循海道路齐桓公如果走这条道路,那是由南趋北，申公巫臣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等到申公巫臣走到徐时，就可再循吴季札出使中原的道路,一直走到吴国. 这样南北的道路还应该一提经过丹阳和上雒一途周人东迁，丰镐成了废墟,对于这条道的通塞曾有过影响，及秦人继起，这条道路就成为秦、楚两国间往来的大道.吴师入郢之役,秦军救楚,就由这条道路东南行秦师至楚，先军于稷，后败吴师于军祥,遂顺道灭唐稷在今河南桐柏县东，军祥在今湖北随州市，唐则在随州市西北.这些地方都在郢的东北。
秦军出此途，当系采取抄吴怀后路的策略，其后吴师虽取胜于雍滋，也不能不狼狈退走稷于郢为东北,却在申国的东南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市,其时已入楚为县秦军能够到达此地，舍上雒一道，殆无由也.后来楚军也由这条道北上,以扩展土宇其袭取蛮氏之役，即由丰析北出，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还威胁晋国的阴地大夫，说是“将通于少习以听命”菟和、仓野皆在上雒壮预释少习，谓在商县武关；并说,楚国将大开武关道以伐晋.由于晋国完全满足楚国的要求，楚国未必就在这里修筑道路，但这条道路早已能够行军,那是无可置疑的. 这几条南北道路都在黄河以南，黄河以北,由于有关诸侯封国版图的扩张，道路也因之向北伸延溯汾水北行的道路，以前仅至于霍太山自魏绛推行和戎的策略晋国的疆土逐渐向北推广，达到了魏榆、晋阳、甚至达到霍人.魏榆在今山西榆次市,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水西,霍人在今山西繁峙县.而晋阳实为晋卿赵氏极为重要的采地，它和晋国都城绛之间自有道路，以通往来春秋末叶,赵鞅叛晋,后因韩、魏之请，归于晋阳,复由晋阳入于绛，与晋侯盟于公宫，就是遵行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南段,一自河曲渡河,一越中条山，再南渡过黄河这两条分歧道路,春秋时依然畅通。
晋文公自秦返国,济河之后,围令狐入桑泉秦伯送公子雍入晋时,为晋人败于令狐，至于刳首.令狐在今山西临猗县西，桑泉更在令狐之西 刳首亦在令狐的西南这几处都离河曲较远，似渡河的地方已移至河曲之北其后，秦、晋为成时,本来预定就在令狐会盟,可是临时有了变化，秦伯不肯渡河，于是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普郤犫盟秦伯于河西王城在今陕西太荔县东,这就明白显示累次令狐之役,仍然都是由河曲渡过黄河的秦穆公为了报晋国殽之役,济河伐晋,取王官及郊，自茅津渡河,殽骰尸而还王官在今山西旧虞乡县南，他是由河曲渡河的茅津在今山西平陆县南，盖越过中条山，为黄河的律渡处 在这两条歧路之外，还有另外两条分歧处.其一是由汾河入黄河以北龙门山南渡过黄河的.晋国的望山为梁山梁山崩,晋君为之惴惴不安,举行大礼以祀禳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北晋人渡河祀梁山，自然要从龙门经过的.秦、晋曾有彭衙之役此役之后,晋人接着夺取彭衙及汪，晋人这样累次西征，都是由龙门渡河的.彭衙在今陕西白水县,澄城在今陕西澄城外,行军道路是由龙门渡河后,再向南行的 另外一条岐出之路,是由晋都绛东南行，而达于南阳周襄王避太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国的汜晋文公为了勤王，乃行赂于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以启东道。
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在王屋山和析城山间由绛东南行,经过这些山间，可以直到阳樊等地,也就是令河南济源县.这里位于太行山南，故谓之南阳这条道路要较绕道于茅津，再往东行，是捷近的多了 循汾、涑而行的南北大道之东的另一条南北大道，乃是在太行山之东 如前所说，远在殷商之世,这里是当时畿内之地，沙丘、巨桥皆在殷都之北.至迟到春秋末叶，这条道路已经向更北发展春秋末叶，晋国荀、赵两家交恶，赵鞅率师伐荀寅所据的朝歌，荀寅奔邯郸，赵鞅因围邯郸，荀寅逐奔鲜虞齐国国夏为了营救荀寅，率师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朝歌在今河南淇县.邯郸今为河北邯郸市鲜虞在今河北定县.邢在今河北邢台市，任在今河北邢台市东北栾在今河北元氏县东，鄗在今元氏县东南逆畤或谓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南，疑其太远盂的所在无考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这八邑本为荀氏采地,故国夏一并夺取这些战地，除逆畤、盂、壶口外，都应在由朝歌经殷虚北行的大道上可以说,这条大道已经伸延到鲜虞了. 在这条道路之东，应该还有一条南北大道.齐桓公曾北伐山戎，葵丘会后，周宰孔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可知山戎距齐较远。
稍后,齐侯又与许男伐北戎，杜注谓北戎即山戎据说这是因为山戎病燕的缘故杜预以山戎即无终《管子》也曾经一再提到山戎，多与孤竹、令支并举西汉时，右北平郡有无终县，班固以为即故无终于国辽西郡令支县，班固又谓其地有孤竹城汉无终县今为河北蓟县，汉令支县在今河北迁安县，皆在燕国之东，齐桓公如果举兵北伐，似嫌过远杜预所注，以山戎即无终,盖因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之说太原在汾水中游.如果无终之国在今河北蓟县，何能远至汾水中游为晋人所败北？这一族当系从事游牧生涯,故其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泛，而燕国适当其东西的冲要,因而就为其所骚扰.《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义》引《括地志》,谓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有燕留故城,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之地所筑之城如果这样的说法确实无讹,则这条大道即是沟通燕、齐两国的,中间经过燕留故城唐沧州长芦县在今河北沧州市,就是到现在，这里也是南北交通大道的枢纽东西交通话道路这里论述春秋时期南北交通诸道路既竟，还须再略论当时东西交通诸道路.前文曾经论及通过周都雒邑的东西道路，这是当时东西道路主干道在这条主干道的南北两侧，也还有几条道路,这里就逐一作出说明. 由于太行山呈南北走向,隔绝了东西,因而这一地区的东西道路就难免横越太行山。
太行山虽高耸峻陡，晋国经营东阳，并未过分受阻.当时晋、齐两国并为大国,亦不时以兵戎相间,可知其间越太行山的道路还是畅通的《国语·齐语》说：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郑公孙侨谓大夏为实沈所到国，晋国的封疆也在大夏的故地,与晋国同封的虞国也在夏虚，其地当在今山西西南部《史记正义》以晋阳释之，殊为不辞.卑耳即辟耳,小司马谓在汉河东郡太阳县，以今地来说，乃在山西平陆县平陆为古虞国所在，也就是所谓的夏虚封于虞国的虞仲为周章之弟，周章为太伯之后,已受封为吴侯.虞仲实因与吴国的关系而封于虞.故虞国得称为西吴虞国和卑耳之山皆在今山西平陆,实属邻迩之间，且拘夏为卑耳之谿，卑耳西距西河亦非甚远.齐桓公若方舟设谿,乘桴济河,当在卑耳之西白狄为从事游牧的族类，来往飘忽，靡有定所晋文公曾与狄君田于渭滨此所谓狄君，即指白狄而言.文公与狄君所田的渭滨,近于西河，故齐桓公得以来此行加以征攘.《国语》所说“西服流沙西吴”，似流沙距西吴不远然《史记》说涉流沙，却在登太行之前。
两说虽难遽定，总在太行山的东西或以雍州的流沙释之，似属过远.这些地方的今地所在辨明之后,齐桓公究竟从何处横越太行山，却还有待斟酌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卫本都朝歌,齐桓公时,卫为狄所逼，桓公为之徙于楚丘桓公西行,究在何年，未能确指然楚丘与朝歌,东西相望，都在由齐国西行的道路上，宜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其后齐庄公伐晋,就是由朝歌入盂门，登太行,封少水盂门在今河南辉县西，少水为今沁水,沁水之西就近于晋都新田 越过太行山的道路，还有经过壶口一途.前面已经指出,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入春秋以前,这是黎侯的疆土.赤狄潞氏强大,灭掉黎侯，壶口当为潞氏所控制.潞氏之国在今山西潞城县北其后，晋荀林父灭潞氏灭潞氏之时,曾相战于曲梁曲梁在今河北永年县.由潞氏之国至曲梁是要经过壶口的潞氏被灭后，其故地即成为荀氏的禾邑.前文曾提到,齐国国夏为了解救荀氏的危难，曾出兵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这八邑皆荀氏采邑,荀氏为赵鞅所逼，失去本封,故国夏为荀氏复取之.壶口为太行山的隘道,潞氏当年即借这条隘道，控制太行山东西其所统辖的地区，潞氏既灭,荀氏也未能轻易放弃晋国经营东阳，当是利用这条隘道因为由晋国都城东行，经过这条隘道还是比较便捷的。
由壶口西行,再经过位于现在山西沁县东南的断道，就可以达到晋都新田登上太行山的两条道路,壶口一途似较易行,故往来经过的亦较多郑成公如晋，为晋人执于铜鞮，就是走的这条道路.铜鞮在今山西沁县南,距断道很近由壶口东行，就是邯郸.邯郸在曲梁的西南远在潞氏未灭之前,这里就已是交通的枢纽邯郸东南有地名乾侯，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鲁昭公朝晋,就曾到过乾侯.乾侯东北为冠氏冠氏在今河北馆陶县齐国曾为卫国举兵伐晋，进攻过冠氏,反为晋国所败，可见这里是晋国防齐的要地.晋国也曾经几次进攻过齐国,其中就有从这一路出兵的.鞌之战，晋师从齐师于莘，战于鞌，入于丘舆莘在今山东莘县北，而莘县就在馆陶的东南鞌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北丘舆在今山东益都县界，距临淄已是很近了.其后晋中行偃伐齐之役,由于有鲁、卫两国参与，可能由濮阳一途出师齐侯御之于平阴，晋军攻下邿及京兹,遂长驱至于临淄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都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京兹在今平阴县东南.盖平阴既克，临淄之途再无可守的险阻了这样的行军道路，其实就是循着当时的交通大道的. 当时黄河之南也有两条东西大道前面说过，齐桓公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曾经建议桓公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就是其中的一条.辕涛涂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恐怕齐兵北归时，出于陈、郑之间，资粮难于负担。
因而,这条道路可能在陈国之南.齐桓公这次南征,起因是为了伐蔡蔡国自应负荷所需的军糈陈国在今河南淮阳县蔡国在今河南上蔡县,位于陈国的西南这条道路可能是通过蔡国东行的由于郑国申侯的建议，齐桓公还是由陈、蔡之间北归申侯认为东行的道路可能有些敌人，齐师已老,难于取胜.沿途的资粮也可能感到不足.尤其是这条道路愈向东行，更多大泽,艰于行军.辕涛涂所谓东夷，据杜预的解释，是郯、莒、徐夷.何休则谓乃指吴国而言徐夷虽经周初对之用兵，并未大杀其威风,春秋时尚时时见称于诸侯间.吴国于春秋后期始得脐于大国之列，齐桓公时似尚未多见凿及桓公即使欲观兵东夷,恐亦不肯道及吴人当时徐夷仍据有淮水下游，所谓东夷当如杜预所说,以徐夷为主，则这条东西道路当是由蔡国或其附近东行，至于淮水的下游 另外一条东西的道路,乃在长江以北.当时南方的大国,楚国之外还数得上吴国楚、吴两国虽分据长江的中游和下游，由于九江附近江水的浩淼，水上交通几乎难以利用这两国的往来只好舍舟就陆,这就构成了又一条东西的道路楚、吴两国间发生的战争及其行军路线,就是具体的说明.楚子重伐吴之役，曾克鸠山,至于衡山鸠山在今安徽芜湖市东南，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市，皆已深入吴国境内。
鸠兹近江，楚师是否沿江而下，或取其他道路,史文简略，已难知其究竟.其后楚国邀秦国共同起兵侵吴，到达雩娄，听说吴国有备，半途折返雩娄在今河南商城县东.其地距长江已远，楚军不得乘舟沿江而下再后又有鸡父之役这次战役起因于吴国的伐州来.楚国为了救援州来，与吴国战于钟离，楚军败北，吴军追及于鸡父，遂大败楚师.州来在今安徽凤台县,钟离在今安徽风阳县东，皆近于淮水鸡父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几处地方皆距长江过远，楚军自是由陆路东行后来柏举之役,楚师大败，吴军因得入郢柏举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已是深入楚境了就在柏举之战以前，楚、吴两国还有一次交兵，显示出其间行军的道路这次争战是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楚师一部前进至夏汭，另一部为吴师败于鹊岸.夏汭在今安徽寿县附近淮水岸边，鹊岸在今安徽舒城县这次战役由于吴师有备,楚国无功而还，留军待命于巢和雩娄以备吴雩娄已见前文,巢则在今安徽巢县在这些战役中,有些战地由于争取有利形势,可能稍稍离开当时交通大道如果除去这样一些因素，这条东西道路，可能由吴国的国都出发,经过鸠兹,渡过长江,再经过巢,雩娄、柏举等地，而西至于楚国都城郢.水上交通和运河像长江这样的水上交通,吴、楚两国都不易加以利用，说明尚有困难难以克服。
长江是当时最大的河流,江水浩淼，舟行不易，也确实是事实其他河流的水上交通，还是时有所闻的秦、晋两国分据黄河的东西,两国之间的交通就曾经利用过黄河，不仅利用黄河，还曾利用过渭水和汾水秦穆公时，晋国荐饥,乞籴于秦秦国输粟，自雍及绛相继，称为“汎舟之役”雍为秦都，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绛为晋都，在今山西翼城县南.雍在渭水之北绛在汾水支流浍水旁这次汎舟之役是由今陕西宝鸡县浮渭东行,至今潼关县，再溯黄河而上,入于汾水浍水流量不大,可能不能行舟然粮船得达今山西侯马市，距绛已经很近今侯马市为晋国的新田，晋国的都城后来就由绛迁于新田 就是黄河下游也有舟楫之利《诗·卫风·新台·序》说:“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正义》解释说：“此诗伋妻盖自齐始来，未至于卫，而公闻其美，恐不从己，故使人于河上为新台，待其至于河,而因台所以要之耳”这虽是一宗丑事,却由此可以看到卫、齐两国间的黄河在交通方面的作用齐国西境至于河，这是齐人曾经自诩的盛事卫宣公时，卫国尚都于朝歌则由朝歌乘舟起碇，就可以抵达齐境了 由于水道交通的便利,春秋时人不仅利用自然河流,还进一步开凿运河，谋求交通有更多的发展最早开凿运河的是楚国.楚庄王时,孙叔敖就已经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楚灵王也在郢都附近开渠通漕。
后来，伍子肯也在云梦泽畔开渠，就是所谓子胥渎伍子胥不仅在云梦泽畔开渠，还开渠于吴国的境内吴国地处三江五湖之间，和云梦泽畔相仿佛,都是便于开渠引水的.不过这些渠道都很短促，虽有一定的作用,却都不十分显著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其影响就不是那些小渠道所可比拟的邗沟由邗城修起,沟通江淮之间邗城在今江苏扬州市这条运河中间经过射阳湖，至末口入淮”末口在今江苏淮安县北邗沟的开凿使长江和淮水两大水系能够沟通，这是值得称道的大事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邗沟之后，进而又开凿菏水,这是当时所谓商鲁之间的深沟.所谓商鲁之间,其实就是宋国和鲁国之间.这条菏水是由陶引济水东流，合于沂水,沂水也就是泗水济水本是和黄河有关的，可以说是从黄河分流出来的.泗水为淮水支流,下游入于淮水由于邗沟的开凿,江淮二水有所联系菏水的开凿,不仅联系了济水和淮水，实际上是使当时所谓四渎,即江、淮、河、济，都能够联系在一起，其意义自是十分重大的,也应该是交通道路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四、战国时期的交通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约略看出：每一时期交通道路的布局虽皆不尽相同，但都城所在地总是重点的所在一些主要的道路大都是由都城向外辐射,也可以说都城是一些道路交会的所在。
雒邑就是如此雒邑曾经彼称为“天下之中".以“天下之中”来称道雒邑，除去它本来所具有的自然环境之外,当然是因为它是周王朝的都会.战国时期,这样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周王朝的衰弱,雒邑已逐渐失去“天下之中”的地位称雄的诸侯各有相当广大的土宇，因而各自的都城也都可以自成交通的中心，向外辐射道路这就使交通有新的发展,道路也有了新的布局这种情形在春秋后期就已经约略存在，到了战国时期就更为明显战国时期,各国的经济部会先后兴起，与政治都会参差并立，也使有关的道路另成一种体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就和以前不尽相同，甚至有了明显的变化这里先行论述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至于与经济都会有关的道路，则请详诸后文 雒邑虽已不成为“天下之中”，然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没有显著的变化,仍可作为一些道路经过和交会的。